新疆文物考古成果豐碩
唐朝蒲類縣城竟有融合東西亞風格的大型浴場；輪臺縣境內的卓爾庫特古城成為又一處兩漢魏晉時期絲綢之路上高等級中心城址；漢代疏勒城中發現的一座窯，讓我們知曉城內眾多瓦片產自何方。12月4至5日，在由國家文物局、新疆文旅廳（文物局）指導，新疆文博院主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辦的“2019-2020年度新疆文物考古成果匯報會”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大學、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0余家科研院所、高校和文博單位的代表與專家學者，就兩年來在新疆的文物考古主動發掘和為配合基本建設進行的考古發掘項目進行匯報與探討。
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尼勒克縣吉仁臺遺址考古發掘啟動在2015年，經過幾年的發掘，人類居住遺址等遺跡為我們描繪了生活在戰國時期這片區域內人們的真實狀況。2019年，隨著考古發掘面積的增加，考古工作者終于搞清：它原來是座巨大的墓葬。體量巨大的工程，結構特殊復雜的墓葬形制，讓考古工作者判斷：這應該是王陵級別的早期畜牧人群的墓葬。這也是目前為止在新疆，及至歐亞草原發現的史前時期面積最大、規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構墓葬建筑遺存，也是最神秘的遺存。
位于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博樂市的達勒特古城是當地為數不多，保存較好的古城。經過考古工作者連續幾年的發掘，這座古城就是曾多次出現在歷史人物的游記等文章中的孛羅城，是宋元時期喀喇汗王朝、西遼、察合臺汗國時期的西域重鎮。古城具有發達的手工業與繁華的貿易，是絲綢之路繁盛的見證，是西域地方政權深厚中國一體意識的實證。最主要的是，它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僅有的西遼時期的古城之一，這對于解決西遼文化遺存特征這一國際難題具有重要意義。
201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對哈密市白楊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時，新發現文物點20處，在對已知的20處文物點進行復查時，取得了多方面的收獲：發現了白楊河流域內一處青銅時代早期遺存。在這處遺存中，考古工作者首次發現了天山北路文化遺存和焉不拉克文化遺存共處的現象。發現了哈密史前時期一處冶鑄遺址，發現了拉甫卻克古城及周邊的墓地、糧倉、佛寺等組合遺址群。初步判定，拉甫卻克古城就是唐代的納職縣城故址。
喀什市東北25公里的伯什克然木鄉罕烏依村有片荒涼的土臺地，考古工作者通過2年的聯合調查與發掘，初步了解到這片遺址西部古城的時代、城墻結構、壕溝、城門位置等信息。這座古城很可能就是唐朝晚期營建的汗諾依古城，或為疏勒都督府所轄州治，最終遺棄可能晚于唐宋。
來過新疆喀什地區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的人們都去過位于縣城中心的石頭城，但這個石頭城的形制到底是怎樣的一直并不清晰。考古工作者持續多年對石頭城進行考古發掘。在北子城西南堆積清理出土了石器、陶器、織物、銅器、石膏殘片和文書殘片，在角礫層中發現了插有規律排列的樹枝。這些樹枝構成的籬笆被填埋在碎石中，是一種加筋的方式，從而讓城墻更加牢固。在外城西門，考古工作者發現有部分有規律排列的石頭。他們認為，這應該是西門甕城結構的部分墻基，石頭城西門應該有甕城。從而提升了對石頭城遺址和塔什庫爾干地區古代文明的認識。
阿勒泰地區吉木乃縣的通天洞里發現了新疆最早的青銅器，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這也是國內出土較早的青銅器。哈密市巴里坤縣海子沿遺址內的房址是目前東天山地區發掘規模最大、結構最完整的單體建筑遺跡。從它修建—使用—廢棄的過程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在房屋建筑中的變化，反映出當地人們從游牧到農耕生活的變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輪臺縣的奎玉克協海爾古城的發掘填補了天山南麓早期鐵器時代遺址的空白。
歷史上著名的北庭故城內發現了景教的銅十字架，十字架兩面刻畫有精細的人物圖案，說明歷史上景教因素在北庭故城的存在。考古工作者還通過多年的考古發掘，基本搞清了北庭故城的形制布局，加深了對北庭故城的認識與了解。
此外，阿克蘇地區庫車市烏什吐爾遺址的考古發掘，庫車市玉孜干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喀什市莫爾寺遺址的考古發掘等等，都獲得了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
新疆文物局局長王衛東表示，2019-2020年新疆穩步推進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實施，完成申報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29項，已實施27項，配合新疆惠民工程建設開展考古發掘24項；出土文物近1000余件（組）。在人類起源、區域文化及社會發展進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等項目方面成果豐碩。奇臺石城子遺址被評為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獲2019年度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絲綢之路重大成果。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李文英介紹，這次匯報會上，來自8個單位的25位報告人就35個項目進行了交流匯報。與會專家們表示，近年新疆舊石器考古調查、發掘工作有很大突破，在人類起源和東亞地區人群演變研究環節中不可或缺；通天洞遺址地層中發現的距今5000年的黍，有助于厘清黍從東向西的傳播路線；9處城址的考古發掘不僅積累了新疆“城市考古”的經驗，促進了田野發掘工作的規范化，還豐富了對遺存內涵的認識，對探索歷史上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有效治理、軍政建置體系的建立，以及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發展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程、“一帶一路”的歷史淵源具有重要意義。
新疆文化旅游廳黨組書記侯漢敏表示，新疆的文物遺址、考古成果是注釋新疆“四史”最好的活字典，在實證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期盼參與新疆考古工作的單位多出成果、多帶學生、講好故事，培養壯大考古隊伍，通力合作，共同打造新疆考古的研究高地，推動文物保護利用，服務文化潤疆。
（本報記者 王瑟）
Hash:38d513fc6a36c0a53273165f6664a7e915011ff4
聲明：此文由 社會科學集散地 分享發布，并不意味本站贊同其觀點，文章內容僅供參考。此文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權益，請聯系我們 kefu@www.51kouyi.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