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城金融大觀
票號，也稱“票莊”或“匯兌莊”，是我國晚清民間的一種金融信用機構。清道光初年由山西民間商人自發創辦，故稱為“山西票號”。票號是商品經濟和金融業發展的必然產物，它承擔了商業資金調撥的職能，是清朝社會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同時期的當鋪、錢莊、印局、賬局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并存，促進了商品流通和商業發展。
明清以來，作為都城，北京的商品經濟非常發達，在上海未成為全國貿易和金融中心之前，北京的金融業最為發達，機構門類最全、數量最多。
票號在京城設立分號為北京與其它地區的長途商品貿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也為當時京城稅款的解繳做出了很大貢獻。可以說，票號對近代北京城市經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一、票號在北京的設置
19世紀，作為清王朝的金融中心和首善之區，因為京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會影響，當時各山西票號大戶均在北京設有分號。北京為官吏之中心，不啻亦為票號營業之中心。各號存款、放賬以及匯劃事項，均以北京方面交易額為最巨。
此外，山西票號也接受居民和商號的存款以及匯兌業務，人皆稱便。其后，承辦官款的巨額匯兌，因此業務非常興盛。尤其是19世紀80年代電報開通以后，票號的匯兌業務得到更大發展。因山西票號信用卓著，當時外國銀行在中國內地商貿往來的款項，一般都交其負責劃撥。
道光初年至咸豐年間（19世紀20至50年代）是票號的初步發展時期。據資料統計，咸豐三年（1853），在北京開設8家分號，即平遙的日升昌、日新中、蔚豐厚、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祁縣的巨興和，太谷的志一堂（志成信在北京的分號）。
這一時期票號的業務主要是從事國內各城鎮間商業款項的匯兌，服務對象為商號或個人。1851年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交通線路受阻，致使各省向北京解運京餉和撥放軍餉發生重大困難，清政府被迫廢止歷來奉行的嚴禁京餉交商號匯兌的規定，令各省督撫將京餉交由有實力的票號負責辦理。
這一變動使票號與清政府的利害關系緊緊地結合起來。咸豐末年同治初年，京城主要有山西票號14家。同治中期，已達20家以上，其中平遙幫中有日升昌、謙吉升、蔚泰厚、蔚存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蔚長厚、百川通、協同慶、協和信、乾盛亨等。
圖一 協同慶總號與京城分號往來信件
太谷幫中主要有志一堂、成乾等。祁縣幫中有合盛元、大德通【圖三 大德通位于今前門打磨廠北京分號舊址】、三晉源、存義公、元豐玖等。
圖二 合盛元賬本內封皮
圖三 大德通位于今前門打磨廠北京分號舊址
光緒年間，是北京票號的最盛時。光緒中葉，北京大約有30家票號，資本總額約為1070萬兩（見下表）。
據《朝市叢載》記載，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京票號主要有：蔚長厚-前門外薛家灣路南、蔚泰厚-前門外草廠九條胡同內、蔚豐厚-崇文門外巾帽胡同內、蔚盛長-前門外草廠九條胡同內、協和信-崇文門外巾帽胡同內、協同慶-崇文門（前門）外薛家灣路南、協成乾-前門外打磨廠聚泰店內、義成謙-前門外打磨廠公和店內、三晉源-前門外草廠九條胡同內、存義公-前門外打磨廠同泰店內、天順祥-前門外北孝順胡同內、日升昌-前門外草廠十條胡同內、元豐玖-前門外草廠十條胡同內、百川通-前門外草廠十條胡同內、新泰厚-崇文門外木廠胡同內、志一堂-前門外打磨廠太古店內、聚興隆-前門外打磨廠鴻泰店內。
《朝市叢載》成書于光緒十四年（1888），詳細記述了京師都城內的衙署、廠肆等的設置以及人物、文物、掌故等情況，再現了清代北京社會的全景。因為晉商財力雄厚，山西會館遍布全國主要城市，書中還記載了38家山西會館在前門、大柵欄一帶的開辦情況，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山西商人在京的商業活動。
光緒后期，1895至1907年間，又有義善源、錦生潤、寶豐隆、大德川等票號在京城設立分號。20世紀初，在京的山西票號已發展到33家，分號400余處。大致一個分號一年匯兌業務50至120萬兩，存放款業務20余萬兩，基本壟斷了全國匯兌業務。
此外，江浙商人胡雪巖開設的阜康，江浙商人嚴信厚開設的源豐潤，云南天順祥、同慶豐、興順和等票號在京城也設有分號。同慶豐被稱為“南幫票號中的杰出者”，興盛時資本達12萬兩，京城分號資本3萬兩，其余分號各1萬兩，人員300余人。興順和也是當時云南的有名票號，注冊資本總號為5萬兩，分號各1萬兩。
二、票號在京開展的主要業務
票號的主要業務范圍是匯兌，兼營存款、放款，營業對象多為封建官僚、地主和一般商人。相比錢莊和當鋪等金融機構，票號的資本金非常大。
清末，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長澤村榮太郎曾對北京地區票號以及資本進行了深入調查統計，在其列舉的30家票號中，資本額最少的票號是義成謙，資本額有10萬兩，而資本額最大的源豐潤則多達100萬兩。這些強大的資本金保證了在京各項業務的順利開展。
由于當時交通條件落后，運送銅錢和白銀等非常不方便，因此票號業務十分興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票號結交官府，政府的稅餉和官吏搜刮的錢財，多數交票號匯撥。政府的鬻官賣缺、官僚的收受賄賂，也經常由票號經辦。
有清一代，政府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得到了晉商的支持。山西票號更代戶部解交稅款、為各省墊借京、協餉，為朝廷籌措匯兌抵還外債，承借承匯商款、承辦“四國借款”等。晉商也依靠與官方的特殊關系，得到了支持和幫助，自身實力不斷增強。
（1）匯兌京餉和內務府經費
京餉是清各省向朝廷上交的餉項，《清會典》記載，“凡解餉，有京餉，有協餉，按其水陸之程而給以資”。
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聲勢浩大，擴展迅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與清軍展開激戰，阻斷了南北地區主要的交通要道，嚴重影響到了政府的各項財政運作，致使各省、關已無法將京餉正常解送京城。
在此種情況下，各地政府紛紛向票號尋求幫助。同治元年（1862年）4月3日，江西就首次交票號匯兌京餉10萬兩進京。4月27日，廣東湊齊銀兩16520兩，派委員領解，因內地轉運遲緩，搭乘海船尚恐遲滯，是以準戶部咨交銀號匯兌入京。
5月13日，湖南上解京餉5萬兩，查省城長沙有蔚泰厚、新泰厚等票號在京城設有分號，匯兌較為速便，故首次交票號匯兌進京。8月9日，湖北上解京餉3萬兩，因直隸道路梗阻，仍漢口蔚泰厚票號匯兌。
因之前清政府曾嚴禁商人參與朝廷餉銀的匯兌業務。9月7日，戶部以多收一批匯兌，京城即少進一批實銀為由，奏請飭各省應解京餉，非道路十分梗塞，不得率行匯兌。
后隨著形勢的發展，朝廷沒有辦法，只得允許各省自主選擇有實力的票號進行合作，匯兌京餉。同治元年十二月，“承準戶部扎知奏準京餉案內；行令設法匯兌，總期妥速等因。適值軍務未靖，路途多阻滯，當即遵照部行，與殷實銀號籌商匯兌”。
從此，政府開始利用民間票號的資金和匯兌網絡解決朝廷餉銀的調度問題，既各省督撫可以自行委托實力雄厚的票號設法匯兌京餉。據統計，從同治元年到光緒十九年（1893年），經由山西票號匯兌的京餉達到5864.3萬兩。
此外，匯往內務府經費266.2萬兩。如同治六年，394328兩，同治九年130250兩，光緒十八年165825。
（2）承擔匯兌業務
匯兌是票號最主要的一項業務。票號的組織形式是獨資或合伙制，使得持股人和資本金來源有限，資本金量少，故票號適合做匯兌業務。北京地區票號匯兌的活動范圍遍及全國各地，有的票號還延伸至俄國、日本、朝鮮、印度等國和廣大歐洲地區。
票號初期主要承擔為商號和個人匯兌，以內陸地區重要的商埠城市重鎮為重心。咸豐以來，又為清政府大量匯兌公款，如當時軍需、河工、賑災、營田開荒、海防等各項費用的匯兌。
圖四 日升昌的匯票
票號的匯兌業務與現代銀行的匯兌業務一樣，只不過因為當時交通落后，主要采用信件傳遞匯兌信息。票號匯兌信息的傳遞主要有三種：一是通過信局傳遞信件；二是由鏢局或其他票號相互捎帶；三是后期由官辦郵政局傳遞。
當時票號主要有六種匯兌：一是同業對交，彼此不立字據，匯水隨市面松緊而臨時會商。二是遲票。除以兌期另加匯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遞加。三是兌條。手續于定匯之后，立一兌條，裁為兩半，匯款者持上半部，承匯者將下半部寄往所匯之地驗兌，交條付銀。四是信匯。各憑各信，須得保付給，匯水隨行市。五是匯票。憑票給付，匯水隨行市。六是電匯。如用明電，見電后討殷實承保用款，錯則退款，如系各家之密電，用款手續亦與明電同，電費皆由匯款者出。
票號承擔匯兌業務的利潤主要來源是匯水（匯費）。匯水系辦理業務匯款時，按匯款金額所收的手續費。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記載道：“提單票來自遠方，見票一二月利息連匯水統收，其未到期還銀者，回頭息只付一半，其獲利之可知者五也”。在實際中，匯水隨市面松緊,臨時酌定。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京師、蘇州二地之間匯率，商號匯款為6%～8%，私人匯款14%。
因為匯兌業務需要撥兌銀兩，作為付款憑證，各票號都要開具一種銀票。“票號于匯票之外，尚有一種臨時便條，名曰‘小票’”。這種小票以“兩”、“圓”為單位，發行地主要在北京，可以在市面流通。
圖五 晉益升壹圓銀票
據不完全統計，各家京城票號發行流通小票總額，從一二十萬到五十六萬不等，且參與發行的票商眾多。
（3）經營存放款業務
放款盈利是票號經營的最終目標。放款對象，主要是錢莊、實力雄厚的商鋪、官府及政府官員等。放款期限，有短期、長期兩種。時間短則三月，長則一年。
放款利息的約定沒有嚴格的規定，根據市場上的銀根松緊而異，一般為4～7厘。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京師金融市場，放款月息4.3～4.5厘之間，每月有行市，而且不斷出現月息無市的情況。
因為放款存在很大的金融風險，所以操作過程非常謹慎，要寫下字據，清楚注明借款數量、歸還日期、放款利率、銀兩成色、經手人等項內容。
放款給票號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如，道光三十年（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萬兩，放款，放款近7萬兩，通匯地區為平遙、漢口、蘇州、河口、南京、張家口、西安、三原、蕪湖、屯溪、濟南等十一個城鎮。并且把存放款與匯兌相結合，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錢款放貸生息，獲得優厚利潤。咸豐二年（1852），日新中北京分號年終放款為49860兩，存款為84976兩。
為更好地尋求官吏保護，對于那些“川資多不充足”的進京趕考應試的山西籍學子，“票莊因以貸付若干以助之”。因為學子們日后高中，功名成就，“一旦履任，即擁巨資，本息償還，絲毫不爽。且以其官金與私款又轉托票莊收儲，略征微利，而票莊亦結納之”。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為了籌集巨額軍費，8月戶部官員招集京城各大銀號票號等巨商集會，向他們借款，并希望以此來帶動其他各省的官紳、商民湊集資本，以解朝廷財政困難之急。
戶部于9月8日制定《酌擬息借商款章程折》，奏準頒布實施。“章程”中對債務總額沒有明確規定，僅規定分兩年半還本付息，以六個月為一期，第一期還利不還本，自第二期起本利并還，每期還本四分之一。從此，票號即以長期貸款形式借款給清政府。截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朝廷下旨停止募借，京城各大銀號票號共借款100萬兩。
（4）從事代辦捐納業務
“捐納”就是買官賣官。清朝做官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科舉考試做官。二是靠捐納金錢而得到。捐納制度在清朝是一個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舉制度互為補充。據統計，清朝60%的官員是捐納獲得。捐納，給清政府財政帶來了相當豐厚的收入。
當時捐納買官既可以買實職，也可以買虛職。如是實職就必須先購得國子監監生資格，叫“捐納監生”。即可以在省里購買，也可以直接到京城購買。因為當時這種買官現象比比皆是，有的人買官無門，社會需要催生一種為這個產業服務的機構，而且該機構還要具備良好的社會信用，與各層政府官員關系緊密。
因為看到其中商機，道光十六年（1836），一些票號利用自身優勢，開始從事京城與地方這種賣官鬻爵費用的匯兌，即匯兌捐納監生銀兩至京師，為各種買官人員提供銀兩匯兌、上繳國庫、領取資格執照等一站式服務。
結語
由于自身發展的局限以及社會發展進步的影響，北京的票號業在日臻發展的同時，也隱寓著潛在的金融危機。
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國通商銀行在北京設分行后，至辛亥革命前，在北京設立的國內官辦、商辦銀行已有10余家。隨著交通運輸逐漸發達，銀行匯劃系統擴大，奪走了票號大部分匯兌業務。在激烈的競爭中，票號經營的官款存儲、匯兌業務大半喪失。
辛亥革命爆發后，北京商業受到極大破壞，票號也相繼倒閉，即使不倒閉也虧損嚴重，除小額貿易外，幾乎處于歇業狀態。最終，因近代新式銀行迅速發展壯大，票號失去了存在和開展業務活動的條件，逐步衰退，最終停業。
因為在京城廣泛設置分支機構，通過開展進行異地匯兌、過撥轉賬以及存放款等業務和信用活動，票號對北京地區的社會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北京近代城鎮和貨幣經濟的發展、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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