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滿洲國權力的游戲（上）——誰才是真正的“帝國”統治者？| 遺產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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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教育部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了由“八年抗戰”到“十四年抗戰”概念的轉變，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十四年抗戰”將中華民族全面抗日戰爭的起始點定為九一八事變，強調了1931-1936年間東北地區抗戰的重要意義。東三省作為我國受日本侵略和殖民時間最長的地區，遺留了大量的罪證類抗戰文物，偽滿洲國“首都”新京的大量軍政機構舊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自2015年以來，北京國文琰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陸續承擔了偽滿皇宮及日偽軍政機構舊址的保護規劃和修繕等一系列工作。在規劃研究過程中，我們對于偽滿洲國的殖民統治體系的構架及其運行方式進行了分析與挖掘，并利用福柯的權力空間理論，將偽滿洲國權力體系置入新京的城市空間進行分析。今天起分兩篇，分別向大家介紹權力的構成和空間的體現。
中國東北地區豐富的資源和重要的戰略地位被日本覬覦已久，是其“大陸政策”的核心以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重要跳板。早在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即有“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的論述。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扶植建立了偽滿洲國，在東北實行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殖民統治。說起偽滿洲國，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以“末代皇帝”溥儀為首的傀儡政權。但他這種傀儡地位到底是如何體現的？日本人為何要費力建立這樣的傀儡政權，又是如何對這個傀儡進行實際操控的呢？今天我們就來扒一扒名義上的“獨立國家”偽滿洲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真實關系。
圖/偽滿洲國執政就任式
日本操控偽滿洲國的方針政策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將溥儀作為“新國家”執政的最合適人選，緊鑼密鼓地開展了建立傀儡政權的行動。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將溥儀從天津日租界秘密帶出。1932年2月18日，關東軍召集張景惠、熙洽等人發布《獨立宣言》，宣布滿蒙獨立，3月1日，發布《建國宣言》，宣布偽滿洲國建立，6日溥儀從旅順出發，9日在長春宣布就任偽滿洲國“執政”。9月，同日方簽訂了出賣東北主權的“日滿議定書”。1934年3月，偽滿洲國改行帝制。溥儀登基稱“滿洲國皇帝”。
圖/中日代表簽訂《日滿議定書》
早在偽滿洲國成立前夕，溥儀同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就在換文密約中達成協定，偽滿洲國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可任用日本人，且“其人選之選定委諸貴軍司令官之同意[2]。”日本內閣在通過這一密約的同時，還在《中國問題處理方針要綱》和《滿洲國指導方針要綱》文件中規定“尤應以日本人充任其領導核心” [3]，“對于滿洲國的指導，主要通過日本官吏進行實質性的指導。。。[4]”由此可見，由日本人充任領導核心，以操縱偽滿各方面的統治實權，是在偽滿洲國成立之初早已確定的方針，并且這一方針也在之后偽滿洲國政府機構的組織過程中被不斷強化。
偽滿洲國的政府機構架構
在日本對偽滿洲國的政治設計中，偽滿政權仿照西方國家實行君主立憲，形式上呈現出立法、行政、司法、監察四權分立的特點———根據偽滿《組織法》，“在執政（溥儀）下設國務院、立法院、監察院；另以應執政咨詢的目的設置參議府；司法權也直接隸屬于執政[5]”。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套符合當時國際潮流，兼具現代化和民主化的獨立政府架構。找不到任何日本人操控偽滿的痕跡。但實質上，立法院、監察院、參議府等機關純屬虛設，政策法令均出自日本人之手，以“赦令”或“教令”的形式公布，“立法院始終處于未成立狀態”[6]；偽監察院在1937年行政機構改革時被撤銷，只保留了審計職能；參議府的參議除了少數漢奸外，全部是積極參加侵華活動的日本軍閥、官僚和政客。國家的實際統治權只集中于偽滿國務院，其作為偽滿政府中最龐大的行政機關，一方面直接統轄若干機關；另一方面，隸屬于它的還有各個獨立的部局。也就是今天我們俗稱的“八大部”。
圖/1936年的偽滿洲國統治組織架構表（根據歷史資料改繪）
關東軍對偽滿政權機構的控制
從上面的政府組織架構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謂“四權分立”下的偽滿政府，實際的權力都被集中于國務院之下，而日本關東軍正是通過對國務院進行“內部指導”，從而達到了操縱偽滿政權的目的。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發布的《關于對滿洲國實行內部指導問題》的說明中，充分暴露了關東軍對偽滿政權所謂“內部指導”的真相：“滿洲國的領導機關視關東軍為其生身父母，事實上的支柱而予以信賴，進而服從其領導；[7]”
圖/偽滿洲國國務院
那么這樣的“內部指導”究竟是如何運行的呢？這就要講到關東軍推行的以“總務廳”為中心的雙重體制。所謂雙重體制，即表面上從偽滿大臣至各部部長，均由中國人擔任，形成自上而下的統治體系，但實際上從偽國務院的總務廳長及各部次長，又形成了以日籍官吏為主的另一個統治體系，后者才真正控制、掌握著偽滿政權。作為在滿日系官僚的總頭目的偽國務院總務廳廳長直接聽命于關東軍司令官。因此，偽滿洲國的一切政令，實際上均由關東軍司令官授意或下達，由總務廳長召集召開“次長會議”討論決定。這樣一來，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及各部長完全被架空，同溥儀一樣，處于有職無權的尷尬境地。
圖/偽滿洲國務院內的會議廳
軍隊是國家機器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對軍隊的絕對掌控也是控制一個國家的重要手段。對于偽滿洲國的軍事機關，日本人主要通過從關東軍內部選派“軍事顧問”的方式，對其進行監督指導，從而達到自由調度指揮的目的。在關東軍的直接控制下，偽滿洲國軍隊實質上成為了日本對內鎮壓抗日武裝，對外配合關東軍作戰，進行法西斯侵略的工具。由此可見，偽滿洲國的軍政大權，均被牢牢地掌握在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的手中。他才是凌駕于偽滿洲國政權之上的最高首腦。
圖/關東軍司令部控制偽滿洲國政權體系示意圖（1938）[8]
（注：灰色虛線為以中國人為主的表面上的統治體系，紅色實線為以日本人為主的實際統治體系）
溥儀的傀儡地位
在1936年關東軍司令部炮制的《滿洲國的根本理念和協和會的本質》中，把溥儀同天皇裕仁的關系形象地比作“其狀宛如月亮借太陽之光而放射光輝”，溥儀如果不遵循天皇的旨意，則隨時都將下臺。“而關東軍司令官則應作為天皇的代表，是皇帝的師傅和監護人。[9]”雖然溥儀自宣統登基以來，早已經習慣了做“兒皇帝”，但認關東軍司令官為“太上皇”，所受屈辱卻又是不可同日之語。
受制于日本關東軍，溥儀不得不同關東軍司令官進行每月的會見，接受關東軍司令官的“訓話”。溥儀在回憶手稿中稱之為“‘風花雪月’的寒暄與口是心非的談笑酬對”[10]。訓話的內容，既包括宣揚日偽的“親善”和“日偽一體不可分”的“輔車唇齒”關系，也包含著警告溥儀不得去干涉或是駁改偽國務院、參議府所決定和通過了的議案或法令。
1934年，關東軍在勤民樓內設置隨侍溥儀的“帝室御用掛”，調來了吉岡安直擔任此職。吉岡從此成為關東軍安置在溥儀身邊導演傀儡戲的牽線人，此后十余年間，吉岡都以監護人的身份控制著溥儀，從政治到生活無所不包，正式場合的講話、召見拜見者等均要經過“帝室御用掛”的批準。溥儀也自此徹底喪失了人身自由。
1935年溥儀訪日歸來后，日本關東軍又迫使溥儀的擁護者鄭孝胥辭去國務總理，由更為“可靠”的張景惠繼任，在本莊繁和土肥原賢二致日本天皇的電報中，曾這樣形容其人：“(張景惠)在滿洲有一定聲望，但毫無學問，又無大志遠謀，手下盡阿諛之輩，全無人材之所言。臣等為我帝國一貫政策速達目的計，必使此等人物為圖利用可也。”從中可以非常真實地看到日本人在選擇偽滿官員上的考慮。通過此舉，日本完全切斷了溥儀同偽滿政權的聯系，他也徹底地淪為了既無實權又無自由、任人擺布的傀儡。這里的“傀儡”二字，并無意識形態上的否定、貶低之意，而是對歷史事實的客觀反映。
圖/吉岡安直和其設在勤民樓內的辦公室（出自《圖解檔案解密偽滿皇宮》）
日本扶持傀儡政權的目的
可能看到這里，有的讀者會問，既然日本早已取得了對東北的控制，為何還要大費周章地建立起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日本的目標不僅限于東三省，而是意圖侵占全中國，東北只是其戰略的第一步。“以華制華”早已是日本的既定方針，利用傀儡政權制約當地人民的反抗，能夠減輕日本軍事上的壓力，同時實行"滿蒙"民族分化政策，制造民族隔閡與對立。
第二，利用溥儀的滿清皇族身份，可以達到欺騙、蒙蔽民眾的目的。在戰后城野宏[11]供認日方選擇溥儀的原因時稱：“滿洲和蒙古的一些舊的階層對于清朝還懷有傳統的向往。。。一般的農民，對由滿洲的愛新覺羅家實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歡迎。”而實際上，日本借溥儀之手，發布了《回鑾訓民詔書》《時局詔書》《建國十周年詔書》等一系列詔書，對東北民眾進行了大量的奴化宣傳和教育，更通過溥儀帶頭捐獻偽滿皇宮內的金屬制品等行為，起到帶頭示范作用，迫使東北人民為戰爭提供支援。
第三，當時英法控制下的“國際聯盟”意圖將東北變成國際社會共同支配的地區，這損害了日本的利益，因此日本妄圖通過扶持傀儡政權，對外宣稱是支持“清朝復辟”來欺騙國際社會，以此繞過國際聯盟的制約，國聯派“李頓調查團”前來調查滿洲問題時，日本極力回避“侵略”，強調“既成事實”，用狡辯和表演粉飾其侵略行徑，這實際上是當時日本不具備和英法公開翻臉的權宜之計。
圖/日本侵略者美化宣傳“滿洲國”獨立的宣傳畫冊
結語
日本一直以來都將偽滿洲國作為“五族協和”的“王道樂土”對外宣稱，其對偽滿洲國的殖民控制具有很強的蒙蔽性，不但欺騙了國際社會，更是通過清朝遜帝溥儀的影響力麻痹奴化東北人民。后來的華北自治、成立汪偽政權等一系列事件都是日本如法炮制的產物。蔣百里曾言：“中國不懼鯨吞，只懼蠶食。”成立偽滿洲國，正是這種“蠶食”的重要手段之一。
上述對偽滿洲國殖民體系的挖掘整理，使我們認清了關東軍、偽滿政府和溥儀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也使我們對偽滿皇宮及日偽軍政機構舊址的價值有了更深的理解。然而這種權力關系格局是如何體現在新京城市的空間與建筑中的？對于我們下一步的保護又會帶來哪些啟示？敬請期待下期：偽滿洲國權力的游戲——新京城市的權力空間。
注釋：
[1] 出自《田中奏折》，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主題是商討如何加快推進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的策略、步驟等，會后，田中義一向日本天皇提交了所謂“滿蒙積極政策”的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折》.
[2] 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秘密換文. 1932年3月10日.
[3]《中國問題處理方針要綱》．《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傀儡政權》
[5] 偽滿洲國《組織法》. 《滿洲國政府公報》 1932年第001號.
[6] 偽滿洲國通訊社：《滿洲國現勢》，1938年，第41頁.
[7]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傀儡政權》 第86頁.
[8] 該表根據《偽滿洲國殖民統治機構年鑒》第249頁1938年組織架構表改繪，為改組后的偽滿傀儡政權
[9] 《滿洲國的根本理念和協和會的本質》. 1936年9月18日
[10]歷屆關東軍司令官與溥儀. 此件摘自溥儀未刊手稿，寫于1957年前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傀儡政權》
[11] 城野宏，1914年出生在日本長崎市，1938年到中國東北參加侵華戰爭，1949年4月被俘。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在山西的具體策劃者、組織者和執行者。
參考文獻
1、趙繼敏.《圖解檔案解密偽滿皇宮》[M].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2
2、偽滿皇宮博物院.《偽滿洲國殖民統治機構圖鑒》[M].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3、中央檔案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偽滿傀儡政權—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M]. 中華書局. 1994
4、滿洲國政府國務院總務廳秘書處. 《滿洲國政府公報》. 國家圖書館
5、北京國文琰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偽滿皇宮及日偽軍政機構舊址保護規劃文本及基礎資料匯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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