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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 | 全國三項長城考古的重要發現 呼和浩特占據其一

        2021年6月8日上午,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通報了全國3項長城考古的重要發現,呼和浩特玉泉區沙梁子古城遺址考古名列其中。

        會議現場

        張文平研究員作匯報

        沙梁子古城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區黑河鎮沙梁子村西北,南距大黑河約130米。2019~2020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聯合對該城址進行了發掘,揭露出一座大型單體夯臺建筑基址。

        沙梁子古城全景及發掘地點

        建筑基址位于城址中部,平面為長方形,大致呈西北-東南向,東西長約170米,南北寬約20米。為夯土臺基建筑,選址于城內地勢較高處,四面有寬厚夯墻,臺基上有柱洞和南北向溝槽。柱洞南北3排,約5米等距分布,中間一排柱洞相對較大,柱洞內大部分有柱礎石,個別為夯墊土。揭露的16道溝槽間距約3米,多數南北貫通,垂直于高臺邊緣;形制規整,呈曲尺形,南北兩端較窄,中間部分向東凸出較寬;溝槽內東、西兩壁分別設6~7個壁柱,較寬部分設一排6~7個南北向底柱,內均有柱礎石;部分壁柱和底柱可見炭化木柱,經鑒定皆為松木。溝槽內壁先后抹了一層細青泥和草拌泥,將壁柱包裹,墻皮有火烤痕跡。壁柱和底柱應為支撐其上地板而設。溝槽南、北拐點基本與夯臺南、北兩排柱洞在同一條直線上。經解剖,南、北墻基與溝槽南北較窄部分重合,其中南墻基底部局部用石塊鋪墊。部分溝槽較窄部分可見到墻體倒塌后殘留的土坯。在夯臺北側地面,還有一條建筑使用末期開挖的排水溝。

        發掘區全景

        出土遺物主要有大量板瓦、筒瓦、瓦當、幾何紋方磚等建筑材料,瓦制品尺寸較大,與漢長安城內宮殿出土者相當,顯示出該建筑較大的體量與較高的規格。筒瓦制法明顯有早、晚之別。在建筑倒塌堆積中發現一件底部有兩個對稱“萬石”戳印的陶盆以及四個陶量殘件。

        筒瓦和板瓦

        “萬石”陶盆

        鳳鳥紋瓦當

        陶墊

        建筑夯臺上均勻分布且十分規整的溝槽,與漢長安城桂宮三號建筑基址及華陰京師倉等可以對比,但又有所差別,其功用是通風防潮。在對建筑基址進行解剖時,發現一排被夯土臺基疊壓的儲存糧食的窖穴,里面出土了數量較多的粟、黍顆粒。對溝槽內堆積所做的浮選工作,也發現有粟、黍樣本。結合出土的“萬石”陶盆、陶量等器物,初步判斷,這是一座殘存面闊16間、進深2間的大型糧倉建筑,初步計算其使用面積近1800平方米。從塌落瓦片的分布和埋藏狀態以及瓦當的分布和數量來看,建筑屋頂為重檐四面坡式。建筑使用時間為西漢中晚期,期間經過數次修繕,最后毀于大火。

        夯臺南側地面瓦片堆積

        夯臺南墻基剖面(上為東)

        西漢時期,呼和浩特地區設置有云中、定襄二郡,云中郡屬縣分布于呼和浩特平原地區,定襄郡屬縣分布于平原東部南部的黃土丘陵區。呼和浩特平原北倚大青山,山麓地帶東西橫亙西漢初年沿用自戰國趙長城陰山長城山上有自公元前127年衛青北伐之后開始修筑的陽山漢長城,形成云中郡的雙重長城防線。陰山漢長城是云中郡的主防線,自東向西設置有東部都尉(與陶林縣同治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區塔利古城)、中部都尉(與北輿縣同治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畢克齊古城)管領,在二者防區的交界處為大青山蜈蚣壩。蜈蚣壩在北魏時期名為白道嶺,嶺上有白道貫通大青山南北。這一條通道于漢代已經開通,修筑于白道嶺之上的漢代當路塞,為云中郡通往大青山以北的“白道關”所在。

        沙梁子古城北距古白道南口處約15千米,西距位于大黑河南岸的戰國秦漢云中郡故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古城村古城)約30千米,南距西漢定襄郡郡治成樂縣(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城)亦約30千米,東距漢代云中郡原陽縣(今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八拜古城)約16千米,交通位置極為重要。其行政建制,當為西漢云中郡屬縣,一種推測為犢和縣,但尚需作進一步考證。

        沙梁子古城地理位置示意圖

        沙梁子古城及其糧倉建筑,最早應修建于漢武帝時期。這一時期,西漢王朝在河套地區大量設置郡縣,移民墾殖,形成了一個農業發展的高峰期。發掘的夯臺基址體量大、規格高,可能為一座國家級的糧倉,用于存儲來自周邊郡縣的糧食,供應長城沿線軍糧。公元前1世紀中葉,匈奴呼韓邪單于南下附漢,為西漢王朝守邊,北疆地區“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漢書?匈奴傳》)。這一大型糧倉建筑,也與西漢晚期和平、繁盛的邊疆社會有著密切的關系。

        這是我國首次在北方長城沿線地區發掘的夯臺糧倉類建筑,填補了漢代邊城研究的一個空白,對研究漢代建筑技術、西漢王朝對北疆的經略以及北方農牧交錯地區的經濟形態等均具有重要意義。

        文/劉揚 張文平

        供稿: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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