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古村落：圣塘村
知縣審案開堂—升堂（圣塘）
——仙居地名謠
圣塘村是位于仙居縣步路鄉境內的一個村落。明代時，其屬于慶云鄉；清代時，屬于二十六都。民國時，屬二十四都仁馬鄉。解放初，沿襲民國舊制，屬仁馬鄉人民政府；一九五零年，土改劃分小鄉，屬步路鄉；一九五八年，以區建設，圣塘屬步路管理區；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體制下放”，屬步路人民公社；一九八五年后，圣塘一直隸屬步路鄉管轄。
圣塘村的村名得名于村落旁麻上崗的一口塘。據《仙居縣地名志》記載，圣塘村“祖居胡姓，早年從羊口村遷居于此。一天有人到麻上崗干活，砍掉柴刺，忽然發現一口水塘，村里人疑為仙人所造，故立名圣塘。從此，這個村莊就叫圣塘村。”當然，塘被疑為仙人所造以及由此立名圣塘，皆為無稽之談。圣塘村村名或與其地處山坑，民人農耕鑿塘引水相關。為此，諸如圣塘的自然村村名為龍潭背、水崀腳等，皆是因水而得名的村落。
圣塘村的所在為南溪流域東面支流的谷地。村落的周遭多低緩的山坡，村落位于谷底，西高東低，形似一塘，又有溪流自東向西流經村落，按照風水學的說法，是一個藏富之地。村內就有耕地一百九十多畝，山林面積二千八百九十六畝，傳統經濟以種植業和林產為主。舊時，村民們在村落周邊的坡地上種植水稻、玉米、番薯等，也種植生姜、板栗、犁等經濟作物。近數十年來，村民多外出經商，主要從事干洗業和工藝品加工等業務。
明清以降胡氏成為了圣塘村內的大姓。圣塘胡氏派分自田市后胡。據《樂安胡氏宗譜》載，櫸溪、后胡胡氏皆以胡萬一為始祖。胡萬一原籍河南汴梁，仕唐文宗朝為禮部尚書，年老后隱居寧波簰溪。生二子，胡英、胡雄。胡英生四子，用成、永登、永中、永相，其中長子胡用成傳十一世，有胡惇仁自金華徙居仙居桂溪為櫸溪胡氏祖，三子胡永中傳十世至胡大班自寧波徙居田市后胡，為后胡胡氏始遷祖。明代時，后胡胡氏有胡孟玉遷居二十都胡山，歷三代有胡君益一輩自胡山轉徙圣塘，為圣塘胡氏始遷祖。
胡氏遷入圣塘后歷代多致力于殖產興族。據《樂安胡氏宗譜》載，圣塘胡氏在胡君益時，已經有兄弟六人，曾、元孫輩二十余人。其族共有位于胡山、圣塘等地的田土十九畝，山林十八畝，屋連同明堂一間。迨至清末時，圣塘胡氏一族多仿“陶朱之術”，從商而致富。如胡道生，“廣積良田，宏創廈屋，富甲一鄉”；又有胡崇高，“勤耕耘”，不數十年間而廣積兩天，宏創甲屋，富甲一方。此外，“話桑麻，談禮義，遇人之事，踴躍爭先，排難解紛”，亦為是時圣塘胡氏族人的一大特色。
仙居后胡胡氏
仙居胡氏蓋有櫸溪胡氏、后胡胡氏兩大流派。櫸溪胡氏徙自金華，后胡胡氏來自寧波，考其源流，實則同宗同祖。據《樂安胡氏宗譜》載，櫸溪、后胡胡氏皆以胡萬一為始祖。胡萬一原籍河南汴梁，仕唐文宗朝為禮部尚書，年老后隱居寧波簰溪。生二子，胡英、胡雄。胡英生四子，用成、永登、永中、永相，其中長子胡用成傳十一世，有胡惇仁自金華徙居仙居桂溪為櫸溪胡氏祖，三子胡永中傳十世至胡大班自寧波徙居田市后胡，為后胡胡氏始遷祖。故從譜系和輩分上看，后胡胡氏始遷祖應為櫸溪胡氏始遷祖的叔父。
后胡胡氏曾在宋末明初曾科舉蟬聯不斷。從《樂安胡氏宗譜》上看，始遷祖胡大班即為讀書人出生，其在宋英宗治平初年曾入選池州訓導，辭而不就，于治平三年（1066）年遷居仙居后胡。傳九世至胡居仁，登理宗朝進士，官居參政（縣志無載）。傳十四世，有胡宗亮，以楷書應舉被授予山西大同宣府知府；又有胡彬為河南衛輝府府學教授（縣志無載）。對于后胡胡氏一族在當時的聲望，我們還可以從《樂安胡氏宗譜》的卷首《胡氏宗譜引》一文看出來。這篇文章的撰寫者為南宋宰相天臺賈似道，當然，其中或與賈似道之母族為胡氏不無關系。
相關的情況還表明后胡胡氏與明初大儒方孝孺也有過交往。《樂安胡氏宗譜》第一篇《胡氏重修宗譜序》即由方孝孺所撰寫。據是文記錄，方孝孺曾奉旨赴福建，歸來時路經后胡，受到胡氏族人胡仲瑛、胡仲彩熱情招待，并留宿于胡氏緬奎樓為胡氏重修宗譜寫了《胡氏重修宗譜序》一文。不過，后胡胡氏似乎自此也開始趨于沉寂，至少從明代永樂年間開始，后胡胡氏在整個明代便再未修過宗譜。個中原因，可能與后胡胡氏在元代和明初的政治立場不無關系。因為從宋末開始，后胡胡氏似乎一直都與歷史上有爭議的人或事關系甚密。前者如賈似道、方孝孺，一為歷史上有名的權臣，一為“靖難之變”中被誅九族之人，后者如胡氏與元朝地方政府的關系。據《樂安胡氏宗譜》載，后胡胡氏有胡以舍，元代時曾幫助過達魯花赤防守臺州府城，屢獻奇計，還曾隨同元軍征討張士誠。為此，胡以舍的兄弟胡以俞的妻子陸氏還受到了元政府的旌表，在元至正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被立為了孺人。
諸上這些錯綜復雜的人、事關系，在社會安定，意識形態得到強化的時代，對于后胡胡氏可以說是一種沉重的“負資本”，并可能對其后世子孫的仕途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事實也是如此，縱觀有明一代，后胡胡氏一族也再未有在仕途上顯赫之人，他們更多的是在事農耕和商貿上有所成就。按照《樂安胡氏宗譜》的記錄，后胡胡氏族人田土的廣闊，是仙居諸族中所不多見的。他們在上張、城關南門、白塔一帶都有大量的土地，并以財富的積累而享譽鄉里。如明正統年間的胡廷蘭，便以“治產饒積”而為邑之楷范，還有明嘉靖年間的胡邦俊，也是推農以致“家資饒裕”，而他的雅號即為“存耕”，為此他還請了太平名士謝鐸專門寫了一篇《存耕記》，語義雙關，將農耕致富作為了一種理念進行教育族人。
明清易代之后，后胡胡氏一族曾再度興盛。不過，這種興盛不是在科舉仕途上，而是在擴土殖產方面。從現存的修于民國的胡氏宗譜看，清代乾隆、嘉慶兩朝，是后胡胡氏最為“饒有資財”的一個時期，也就是那個時期，胡氏開始了中斷二百多年后的修譜工作。該次修譜為我們保存下了大量的胡氏族人的人物行狀，甚至可以說后胡胡氏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物傳記信息，都是成形于那個時期。而眾所皆知，撰寫該類人物行狀是需要較為豐厚的“潤筆”費的，由此亦可見當時胡氏族人的富庶。當然，這一時期胡氏族人財富的積累，也為后世子孫的習文奠定了經濟基礎。在清末民初時期，后胡胡氏的人文再度鵲起，子孫中有多人從事教育和政法工作。對此，有興趣的大可以翻看修于民國戊子年的《樂安胡氏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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