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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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支柱

仼國瑞 2019年11月26日

中國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從三皇五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中國人，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對于文化的探尋和創造。儒、釋、道文化，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三教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演進，對中國人的文化心態、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它是中華民族歷劫不滅和堅韌不拔的文化生命和精神本源。在三教中，我們對儒、道二教的研究非常豐富，而對佛教的研究卻比較缺乏；但奇怪的是，佛教在民間信眾中卻占有鮮明的優勢。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的未來》的最新統計，在全球范圍內，它的信徒略少于印度教，但仍然有四億多信徒，而中國的信徒居前列。馬克思說：“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當人還沒有開始圍繞自身旋轉以前，它總圍繞著人而旋轉”（《〈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佛教也是一個幻想的太陽，在它時而炫目，時而暗淡的佛光中，我們可以看到人的世俗追求、世俗情感、世俗業績和世俗生活。“佛教是文化"（趙樸初語），因此它的浸潤與影響不止于信徒，而是傳播區域內的大眾。佛教文化，對于信徒和非信徒并不是對立的。中國佛教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必須是所有大眾與僧尼形成合力，才能更有力地走向未來。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佛教文化，它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需要我們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一、中國佛教的文化傳統

佛教文化源于印度，漢魏之際播于中國。此后的佛教，不斷地生根、開花、結果，其文化因子已經深度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中國之佛教已經不再是印度之佛教，中國佛教之文化傳統也已不再是印度佛教之文化傳統。中國佛教的文化傳統，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1.與儒、道文化融合發展的傳統。

佛教傳入中國，首先是與道教文化相融合。初始的傳入期，佛教勢力甚微，為了得到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支持，他們只能在盛極一時的道教文化中尋找契合點。大而言之，是與道家重視人與自然的統一。小而言之，是將佛祖與羅漢神仙化。如將佛陀描繪成輕舉能飛的I“神人”，將小乘佛教修行最高果位阿羅漢渲染為“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的上仙。它還依附道家方術為其所用。后來看到儒學是中國的主流文化，便一改印度佛教沙門不拜君親的傳統，而極力尋求皇權的保護。竭力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道德，以皇帝重臣駕幸寺庵或賜題匾額為榮。入宋以后，佛教與儒、道的融合更加深入，教內人士大力宣傳三教一致，甚至曲意迎合儒家思想。宋代禪師契嵩，在《輔教篇》中主張“擬儒《孝經》，發明佛意。”“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 孝者，孝道也。忠君忠國其內，而孝親悌友其外。佛教的這種融合，贏得了寬松的發展空間。在十年前的全國老子文化論壇上，我就闡釋了三教的同一性和差異性。他們的同一性在于弘善、弘真、助人、救人。但他們培養人的目標是不一樣的，儒家培養圣人，佛家培養菩薩，道家培養神仙。佛教能夠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就是融合了以儒教與道教為主體的多元中華文化。

2.為政治服務的傳統。

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前，他們是遠離政治、遠離朝廷并不屑與之為伍的。但當時中國與印度不同，是一個人口稠密、地域遼闊的封建制的國家。宗教如果不服務于國家政統，勢必難于傳播。正如釋道安所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高僧傳?釋道安傳》）。在這種認識的前提下，為了教義的傳播，佛教僧尼參與了現實社會的政治活動，以佛教為朝廷政治服務，同時也依賴朝廷的支持促進佛教的發展。例①：佛圖澄通過為后趙政權服務而獲得青睞，他主動去勸誡殘暴成性的石勒石虎，不要濫殺無辜，同時又促進了佛教在北方地區的傳播。例②：釋慧琳積極參與朝政，得到宋文帝的信任，在官場中有“黑衣宰相”的稱號。例③：法藏編造靈異事跡，迎送佛骨舍利以迎合武則天“變唐為周”的政治需要，不久，愛“預識機兆”轉而支持中宗復位。等等。

今天的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無論是宗教，還是社會團體，都應當積極主動地配合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和中心工作，為國家民族服務，為人民服務。

3.人人平等的傳統。

佛教初入中土，受到皇帝的青睞，禮佛修行盡在皇家和王侯之中。這種情況持續時間不長，到了東漢末年就已經開始下移到民間。在修行的問題上，大乘佛教首倡“眾生平等”。強調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鼓勵每個人靠自己的努力實現解脫。它是對佛陀精神的繼承與光大，更反映了中國佛教對個人道德完善和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印度婆羅門教用“神創說”支撐古印度的種姓制度，在中國早期譯出的六卷本《涅槃經》有類似的說法；但中國佛教則宣揚佛陀的種姓平等和眾生平等的主張。竺道生提出人人有佛性，人人得成佛的主張，在中國境內得教內外的普遍推崇。中國天臺宗九祖湛然提出了“無情有性說”，認為人人有佛性，即使是草木瓦石等無情之物亦有佛性。禪宗在人的范疇內提出了“凡圣平等”“人佛無異”和“即心即佛”等主張，他以“眾生平等”為基本點，并肯定了每個人在平常生活中解脫的可能性。只要心中有佛，干任何事情都是在修行。

4.愛國愛教的傳統。

印度佛教本身是不關心國家民族的，但中國化了的佛教卻完全不同。它不但遵循國家的法律制度，而且當中國遇到外國侵凌之際，大部分的寺庵和僧尼都會主動地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一邊。在中國歷史上，一些朝代更迭的時候，尤其在抗擊八國聯軍和漫長的抗日戰爭期間，他們都留下了愛國愛民的功德。

中國佛教內部非常團結和諧。中國佛教有大小乘、空有宗等大門派，更有許多分支宗派。在印度佛教各種派別斗爭激烈，為了某種學說的勝負，有時以性命相拼。但中國佛教則不同，它們采用理性的“判教”方式，努力將各種不同的學說融合起來，平息紛爭，達到和諧。如密宗會融禪、教兩派而達成和解即是一例。

5.出世與入世并重的傳統。

印度佛教強調出世解脫，認為人生“一切皆苦”，認為天地萬物“一切皆空”。它的價值判斷是，作為一個俗世的人是不值得的。佛教徒的任務就是將苦海中的一切人度入彼岸，解脫困厄。這種“空”的認識，和中國道家的“無極”論相通。儒家也承認人生之“苦”，但它設定了努力與堅忍的目標，如果實現了修齊治平，達到了光宗耀祖、精忠報國的目標，承受一切的苦難都是值得的。

當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很快被儒家文化煉化，在教義中增加了入世的內容。這便是它在中土能夠走向鼎盛的重要原因。這方面，在佛教諸宗派中，禪宗是典型的代表。隋唐以來，禪宗強調個人的自性自度，又將解脫理想融于當下的現實人生之中，將修道禮佛的修行，落實在平常的衣食住行用之間。主張“出世不離人世”，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自在解脫”等等。反對離開現實的社會人生去追求出世的解脫。它明確地宣揚“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宋明兩朝，佛教更提出了“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 “舍人道無以立佛法”的主張。

中國佛教文化傳統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它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以儒家、道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主流文化的改造。它已經完全變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宗教和文化。它與印度佛教的文化傳統，已經有了鮮明的區別。

二、關于汨羅佛教

汨羅市佛教歷史比較久遠。汨羅佛教的傳入始于東漢末年。隱珠（居）山宏濟寺（今弼時鎮境內）為三國時魯肅（子敬）所建。明代佛教發展較快。至清末，汨羅境內有寺、庵149座，有佛教徒500人以上。神鼎山鎮境內的資圣寺、桃林寺鎮境內的桃林寺、三江鎮境內的佛果寺、古培鎮境內的國泰寺和玉池山上的玉池大廟等，為當時名剎。所有寺、庵均有一定數量的田與山等香火產業，各處寺、庵均由受戒之僧尼主持。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汨羅境內寺、庵，或毀于兵燹，或改為學校，受戒僧尼人數銳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僧尼基本還俗，而寺庵則多改為機關、學校或農用倉庫等。二十世紀80年代，由于黨和國家對宗教的重視，境內佛教活動開始復蘇。至90年代初，境內有寺、庵4處，即佛果寺、大龍庵、上觀音寺、慈云庵；新建日月寺、汨善寺2處。住受戒僧尼18人，在家設堂禮佛居士164人，原應門中和尚亦有部分重回應門，部分帶有徒弟。迄止2008年，境內佛教寺庵19處，住廟僧尼30人，居士1000余人。時至今日，境內有佛教寺庵26處，佛教徒應在2000人以上。

汨羅的佛教徒，分禪門、應門和居士三類，禪門均為臨濟派，屬浙江天童寺嫡傳。至于應門和居士，以臨濟派為主，也有不少屬于凈土宗和禪宗派系。禪門修持者男稱和尚，女稱尼姑。皆剃度受戒，住寺、庵坐禪禮佛或外出化緣。應門中皆男性，亦稱和尚，不受戒、不住寺，可婚娶、可食葷，而以為亡人超度、為生人祈福禳災為業。居士男性稱優婆塞，女性稱稱優婆夷。亦不剃度與受戒，不出家，不入寺，只在家里修持，如誦經禮佛，吃素等；吃素有吃長齋者，有限于初一、十五吃齋者。

佛教徒在寺庵祀佛，如焚香、念經、拜懺等，俗稱做功課。佛教弟子常稱“慈悲為本，方便為門”。佛教除日常佛事活動外，也兼辦一些社會公蓋事業，組織一些群眾性佛事活動。如辦學校、修橋鋪路、建涼亭、做“法會”等。

三、關于本書

古往今來，汨羅市佛教事業的興衰起伏，和全國其他地方大體相若。所不同的是，汨羅對于佛教文化和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編撰出版略顯滯后。這種滯后，不但妨礙了佛教事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對于境內的旅游文化和旅游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不良的制約作用。此前的上下幾千年，汨羅沒有一本系統的佛教方面的資料和讀本。我們說佛教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三大支柱文化之一，我們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基因，在這些論斷面前，我們是何其尷尬！

去年，汨羅市史志辦和汨羅明林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邀請我參加《汨羅市佛教史話》一書的前期工作，我欣然應允。后來市政協的彭祥主席提議并征得大家的附議，要我作為本書以及以后的叢書的總編，我也只能允喏。本書的編寫工作我并未參與，但當我讀完書稿后，感覺本書編得不錯。它先以概述作總體敘事，而后對境內各寺庵進行逐一記述。每一場所，有沿革，有概況，有活動，有人物，搜羅典籍與口碑資料不遺余力；而且圖文并茂，語言簡潔流暢。它以眾手著史的模式，填補了汨羅佛教史研究的一項空白；它以政策和法律為準繩，提供了一種汨羅佛教文化教育的生動的教材；它以挖掘利用歷史文化為宗旨，打造了汨羅旅游文化的一把鑰匙。它是汨羅當政者資政決策的一個依據。它對于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了解汨羅的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于汨羅今而后的青少年，在理解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奮勇拼搏，提供了屬于佛教文化的精神滋養。

主要參考文獻

1.劉克蘇：中國佛教史話，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魏道儒：佛教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3.吳平嚴小琳：中國佛教史話，黃山書社1997年版。

4.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史話，中國佛教協會編印1982年版。

5.《中國佛學》編委會：中國佛學，中華書局2010年月版。

6.《佛教大詞典》編委會：佛教大詞典，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版。

7.汨羅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汨羅市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

8.平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平江縣志，國防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9.[清]郭嵩燾：湘陰縣圖志。

10.任國瑞：汨羅市古代大事記，汨羅市市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8年印制。

2019年11月25日于長沙羅洋山恕德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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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任國瑞湖南汨羅人，研究員、教授。國務院首批全國國學文化專業人才考評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國學研究院孝文化研究院院長，中華孝文化學會會長，湖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原湖南省地方文獻研究所所長，原湖南方志館館長，湖南省委省政府智庫領軍專家，湖南省文史館特約研究員，湖南省地名學會副會長，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全國方志學界理論成果最多之學者，湖南史志界書畫家協會主席，湖南省炎黃書畫院院長，中國文人書畫院高級書畫師，文化部頒潤格證之書畫家，湖南愛晚詩社社長兼主編，中國屈原學會、中華詩詞學會創會會員，國內外三家雜志封面人物，海內外百余家媒體專訪人物。出版專著26部，公開出版發表個人成果2000多萬字。待出版著作23部。

文湘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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