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博物館對公眾史學的推動?

摘要：民間博物館可以豐富博物館的門類；完善博物館的理論體系；推動博物館法規和政策的建設；促進博物館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由公眾創建的民間博物館除了具備國有博物館的教育國民、提供娛樂、充實人生三大功能外，還可以喚醒了公眾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意識；為歷史研究提供新的素材；有利于歷史書寫和闡釋的多元化；推動了史學的通俗傳播。

關鍵詞：民間博物館公眾史學傳播

“民間博物館來自于民間、成長于民間、服務于民間，是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大背景下公民文化需求增長的必然結果；是具有文化普及鮮明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是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共同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和諧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1]由公眾創建的民間博物館致力于報答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慷慨賜予，致力于回饋社會，致力于將分散秘傳的個人收藏轉化為全民共享的博物館館藏，也正在用行動向公眾普及歷史知識。

一、民間博物館喚醒公眾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意識

民間博物館是由公眾自己動手創建的的，這本身就是公眾觸摸歷史的一種直接表現形式，是公眾歷史意識的覺醒。對大多數民博人而言，博物館已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辦博物館的理念已從個人對歷史文物的喜好升華到為國家保護文物資源，為民族傳承文化的至高境界。

公眾創建民間博物館的動機和目的可能多種多樣，有些是為了把自己多年的收藏與眾人分享，有些是為了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有些是為了通過開辦博物館來獲得社會地位和社會威望，有些是利用博物館推動企業發展，如借助國家對開辦博物館給予的土地、稅收、水電費用的優惠條件減少企業開支，并通過博物館打造企業文化、創造企業品牌、拓展企業銷售平臺。不過，也有極少數個人以辦博物館為幌子，非法買賣民間文物來牟取暴力，但這只是極個別現象，大部分民辦博物館的參與者動機還是單純的。例如，崔永元十幾年來辛辛苦苦到處“借錢”、“拉錢”及其“募錢”創建了連環畫傳奇館、電影傳奇館、口述歷史博物館，小崔僅有一個單純的目的，那就是為了讓更多不懂文化、不了解歷史的人接觸古今文化，銘記歷史，傳承歷史。正如他在采訪中說的那樣“這是一個讓大眾接觸歷史與文化的機會，我是用心去做這件事，辦博物館不為了掙錢，我不會讓任何一件展品出現在拍賣行……我還想把博物館的展品放到學校去巡展，讓學生們更好的認識和感知過去，加強對歷史的印象，通過古今文化的交流博古通今。”[2]小崔的夢想就是讓更多的人通過接觸博物館而受到文化的熏陶。無獨有偶，“大館奴”樊建川的建館目的與小崔的也類似。位于四川成都大邑縣安仁古鎮的建川博物館聚落“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安寧，收藏災難；為了族魂，收藏民俗；為了我們的精神歸屬，建造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3]為主題，建設抗戰、民俗、紅色年華、抗震救災四大系列30余座分館。民間博物館“不是私人的事，它關乎一個國家的精神層面，是傳承文化的驛站，活著的歷史，和民族根基的所在”[4]。

“民間博物館因其收藏方式的靈活，為國家收集和保護了一大批散落民間的文物，扮演著傳承傳統文化、保護歷史史實的角色。”[5]公眾正是意識到了民間博物館的這種特有的作用，才自發、自覺地去創建、去經營。“經濟的富有讓人嫉妒，文化的富有讓人尊重。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家是這樣，一個國也是這樣。”[6]正是因為有了歷史意識的覺醒，所以，人們才會千方百計搜羅可能失落的文化遺產，才會想方設法保存歷史記憶。

每一個民間博物館的創辦者都有自己獨特的經歷，民間博物館里面的每一件藏品都蘊藏著一段生動感人的故事，在民間博物館能夠真真切切體會到館主對收藏的熱愛和執著以及他們為保護歷史文物所做出的種種努力。而歷史的記憶往往也是在心靈受到震撼才容易被喚醒的。

《CRI會客廳》于2015年，播放了一系列中國民間博物館館長訪談節目，包括有建川博物館聚落群、寧波紫林坊藝術館、寧波知青博物館、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朱炳仁銅雕藝術博物館、南京民間抗日博物館、江蘇徐州圣旨博物館、蘇州磚雕博物館、湖南開元博物館、福建源古博物館、山西平遙華北第一鏢局博物館、平遙蔚泰厚票號博物館等著名民間博物館館長做了采訪報道。聆聽了民間博物館館長感人的心聲，記錄了民間博物館館長建館的心路歷程，探尋了館長走過的文化苦旅，解讀了館長的百味人生。每一位館長都讓我們感動、震撼、佩服和自豪。例如，主持人郭丹在向大家介紹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創辦人陳國楨的時候是這樣說的：“他出身寧波幫商人家庭，他曾是時代洪流中的知青，改革開放，他成為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人到中年，他創辦了浙江省第一家免費開放的民營博物館，擁有國內越窯青瓷收藏的‘半壁江山’，他是最富的窮人，也是最窮的富人。”[7]可以說陳國楨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民間收藏事業，他的一生是“瓷癡”的人生。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主吳先斌當初為了開辦博物館四處奔波、歷盡坎坷。吳先生曾經散盡萬金來收集抗戰藏品和書籍，終于在2006年將博物館辦起來。如今這座“草根博物館”館藏抗戰文物3700多件，陳列抗戰圖書資料4萬多冊。吳先斌說：“我希望我的博物館是一個思索的地方；我要讓人們帶一個問題來帶更多問題走；我的博物館要展現更多小人物的內容；我要用書籍史料來擴展歷史記憶的空間。”[8]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的確收到了這樣的效果，“通過抗戰民間博物館的展品，能夠更好地促進中國公民（對歷史）的自我反省、自我認識；同時，這種‘草根館’也給那些國外參觀者以震撼，他們見到了中國人反對侵略戰爭、渴望世界和平、期盼世代友好的民意。”[9]

當前我國民間博物館的發展還面臨一系列困難和問題，諸如：在管理上，民間博物館人員缺乏保存、整理、展示、傳播、研究及管理技能。在資金上，民間博物館資金來源模式主要是以商養館和以物養館兩種形式，因此運營起來資金短缺。在藏品上，民間博物館是建立在民間收藏的基礎上，民間收藏文物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很難確保藏品的真實性原則，因此，民間博物館藏品定性缺乏專業監督、珍品贗品混雜。另外，在展覽的硬件條件上，民間博物館沒有優勢。在展示理念上，展柜的設計、室內照明、室內空間的布局等等，民間博物館都不能與國有博物館比。相對于擁有專業服務人員隊伍的國有博物館，民間博物館在軟環境上也無法與之比肩。在陳列方面民間博物館更沒有深層次挖掘博物館文化。民間博物館工作程序不夠規范化、合理化，且缺乏法律保障。加之，社會公眾在民間博物館的認同方面也存在問題，部分公眾主觀地認為民間博物館社會服務性、參與性；社會適應性不強。但是，民間博物館并沒有因為種種問題的存在和困擾，止步不前，反而以最頑強的生命力將最好的一面展示給公眾。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間博物館發展“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從最初與社會公眾分享個人收藏的快樂，到為民間收藏的健康發展尋求合法的存在機制，再到參與有廣闊發展前景的博物館文化體系建設，一步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漸成規模，在實踐中積極尋求健康發展之路”。[10]

公眾走進民間博物館時，被館主的真心感動著，被文物的故事震撼著。當一種文化能夠感動心靈時，這種文化有何理由不被銘記、保存。

二、民間博物館為歷史研究提供新的素材

民間博物館是國家文物保護的最后一道防線，是民間文物的守護天使。民間博物館的藏品不但豐富了國有博物館藏品的門類和體系，而且彌補了國有博物館收藏內容和題材不足的空白。民間人士在創辦博物館之前就會想法設法地通過各種渠道來初步調查了解民間文物和藝術品市場，他們運用多種途徑對眾多民間藏品做出大致的摸底和排查，以便盡最大可能獲取官方以外的信息和資料。當他們把博物館辦起來時，就意味著已經整合了民間資源。此外，為了保證博物館在以后能夠更好更健康地長期運營，他們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勞動、金錢，甚至是感情、青春、生命。而這份虔心和敬業往往是國有博物館文博工作人員所不具備的。民博人在感動我們的時候，也在用自己執著和獨特的文化視角擴大著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范圍，為更多學者及專家提供新的文化研究素材。

首先，從民間博物館和民間收藏的關系來看，民間收藏與民間博物館之間是決定與被決定，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民間收藏的主題、形式、結構、內容決定著民間博物館的類型、模式、布局和內涵。民間博物館是民間收藏的提升，是民間收藏熱發展的結果。從低級形式的收藏者、收藏愛好者對藏品初步的分類整理到高級收藏家、收藏大師對藏品進行的審美、鑒別和研究，再到社會化的民間博物館建成之時，所收藏的已不簡單是一件東西，而是蘊藏了更強的理論性、學術性、文化性的研究素材。

其次，從民間博物館藏品的特點來看，與國有博物館不同，民間博物館具有“新、小、奇、特、專”的特點。民間博物館所收藏的往往是某一領域、某一地區、某一民族具有時代特征、文化內涵、歷史價值、藝術鑒賞、社會教育功能的物品。如、郵票火花、報刊印章、根雕紅木、川菜川酒、川茶川戲、歷史照片、抗戰勛章、紅色年代、紅色記憶等。雖然它的覆蓋面、受眾面相對較小，但它具有針對性強，挖掘力度深等優勢。這為史學研究提供了新奇獨特的史料。

作為我國大陸地區首批獲得成立的私人博物館——古陶文明博物館于1996年建成。該館陳列有與古陶領域相關的3000余件出土文物，其中重點展示了新石器時期及周秦漢唐時代的陶器。常規展覽由“彩陶淵藪、瓦當大觀、封泥絕響、古陶序列、拆散的結構及其他、文字的美奧”六個專題系列構成。館長路東之在舉辦展覽時注重將普及教育、藝術欣賞和專業研究相結合，并盡最大限度地讓觀眾體會到中華民族古陶的無限魅力。古陶文明博物館的價值正如館長路東之所言“古陶文明博物館作為全國乃至世界唯一陶的專題博物館，不僅具有填補國有博物館空缺意義，更以其獨特的內涵意義、文化品位和學術價值為中國當代文化廣場增添了新的內容，并由此吸引著來自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們的目光。通過該館的專題展覽、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播，人們可以充分感知中華古陶文明的恒久魅力，感知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的價值和尊嚴。”[11]此外，古陶文明博物館也為研究古代社會經濟和傳統手工業的發展歷史提供了獨特的文化標本。

閆樹軍的天安門博物館以中外知名的天安門為主題，收藏天安門照片4萬多張、實物1萬多件、圖書畫冊（中文、德文、俄文、日文、法文）6000多冊，編成《天安門影像志》收集了天安門明清、民國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要影像。時間跨度自天安門建成（1420）至2009年重點突出了從1949年至今天的天安門的變化，堪稱一部天安門史志。從某種層面上說，《天安門影像志》就是一部沉甸甸的中國近代史，天安門博物館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近幾年，土豆博物館、火鍋博物館等民間博物館的出現也推動了中國社會史、地方史的研究。一座城市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情況一般可以通過這座城市博物館的數量與質量體現出來。博物館是一座城市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科學教育、風俗信仰、精神面貌、文明程度的物化載體，是“社會發展的發動機和社會和諧的潤滑劑”[12]。作為博物館事業重要組成部分的民間博物館同樣也可以反映一個城市的歷史、文化、經濟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民間博物館藏品的專題性、地域性、民族性特色更加能夠反映一個領域、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更能成為一個地區對外交流的平臺，一座城市招商引資的優勢，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的窗口。2010年4月， “馬鈴薯博物館”在北京延慶縣建成。該館通過豐富的實物和珍貴的圖片向公眾展示了馬鈴薯的歷史、現狀、發展及在中國的傳播及推廣、應用。馬鈴薯的發展歷史與經濟史、社會史和當時的民族交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馬鈴薯博物館的建立也將會推動經濟史、社會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發展。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任何一件物品，都是歷史發展進程中的見證者和記錄者。但沒有哪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將其全部收藏、保存的，因此，這給民間博物館的收藏提供了藏品。而民間博物館一般都是獨一的，也就是專項的，從而也就構成了民間博物館是中國特色博物館這一顯著特征”。[13]任何一個民間博物館都有其獨特的館藏的。如，目前重慶中國民間醫藥博物館，北京匾文化博物館等，主題定位獨特、文化內涵深厚的陜西西安的牛文化博物館都是以特色見優的民間博物館。這些獨具特色的民間博物館將會成為國家文物和文化的補充。

三、民間博物館有利于歷史書寫和闡釋的多元化

毛澤東曾說“歷史是人民共同創創造的”，溫家寶也曾說“歷史是人民共同書寫的”，習近平進一步強調“忘記歷史意味背叛，否認罪責意味重犯”。故而，歷史不能被邊緣化、娛樂化、虛無化，歷史應該被大眾閱讀和思考。由于公眾的參與，民間博物館不僅使保護和弘揚歷史文化的途徑更加多樣化，而且民間博物館也把這種厚重的文化內涵以較為輕松、靈活的方式原原本本、生動形象地呈現給普通大眾。歷史書寫也因此而豐富、準確。

民間博物館非主流藏品的收藏顛覆了傳統的收藏觀念。傳統的收藏是收藏精品、經典及精英們的遺留物，收藏種類也側重于收藏能夠展示中國歷史上特有的發明和創造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銅器、漆器、鐵器、造紙術、陶瓷等。因此，國有博物館大多屬于精英博物館，這樣的博物館在歷史文化內涵上面體現的是精英們的歷史，屬于傳統史學上的帝王史、君史。而民間博物館的藏品很多是我們平時在國有博物館見不到的東西，收藏的多是廉價易得、貼近生活的物品，屬于草根博物館。從史學角度來看，民間博物館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史學的革新，推動社會史、平民史、小歷史、百姓史及公眾歷史的書寫。

民間博物館的藏品能夠補充微歷史。民間博物館收藏范圍幾乎涵蓋了社會歷史和自然歷史方面的各個領域。民間博物館“新、小、奇、特、專”的特點決定了其收藏側重某個領域、某個地區、某個民族的專題收藏。民間博物館規模化、系統化、多元化、特色化的收藏是國有博物館藏品的重要補充。比如筷子文化，我國第一部箸文化專著就是由上海民間筷箸博物館館長藍翔所撰寫的《筷子古今談》。

民間博物館藏品的信息價值可以盡量還原歷史，推動歷史闡釋的多元化。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疑案，比如孔子是私生子嗎？西施失蹤之謎，西施最后是和范蠡逃亡了，還是被越王沉于河了？貂蟬是呂布之妻嗎？孟姜女真哭倒了長城嗎？楊貴妃生死之謎，楊貴妃是自縊在馬嵬坡，還是去了日本？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誰？明景帝是有疾而終還是被害身亡？清初“太后下嫁”是否確有其事？康熙帝死因之謎，康熙帝是病死還是被鴆毒死的？同治帝死于何病，是天花還是梅毒？等等。現在仍舊有不少學者在研究這些問題。作為十大民博特色館其中之一的中華性文化博物館，其館主劉達臨認為這些疑案僅僅“屬于個別問題、個別事件，根本問題是絕不應該成為秘密而被納入歷史隱私的，這就是性”[14]。“對于性文化的意義，劉達臨相信那是還原歷史真相的一環。”[15]由此可以窺見民間博物館有利于歷史闡釋的多元化，能夠盡量還原歷史。

四、民間博物館推動了歷史的通俗傳播

繼“博物館與建設社區”，“博物館與朋友”，“博物館與青少年”之后，在2014年5月18日國際博物館協會又提出了“博物館藏品架起溝通的橋梁”的主題。由此可見，博物館的發展越來越社會化、人性化。博物館是歷史與文化的重要載體，博物館要想更好地傳播文化，就必須要拉近歷史和現在、藏品和觀眾之間的距離，讓歷史文物在傳統文化與公眾現代生活的轉化過程中發揮獨特的作用。“民間博物館來自于民間、成長于民間、服務于民間”，因此，民間博物館把藏品與公眾的現代生活聯系得更加緊密，且更能以當代人的眼光來闡發藏品的歷史意義和當代意義。

與國有博物館相比較，民間博物館展示的多是近現代貼近大眾生活的藏品。民間博物館傳遞給人們的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回顧、對知識的灌輸，更是積極通過現當代藏品的展示，來傳遞當代社會的種種文化和價值趨向。民間博物館更順應了博物館大眾化發展的趨勢。新中國的民間博物館實際上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因此，民間博物館的藏品也是和近代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多是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品，比如火柴盒、煙盒、連環畫、卡通圖片、徽章、郵票、票證、紀念幣、算盤、打火機等等。民間博物館收藏的物品大多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但是，這些看似普通的藏品往往是我們在國有博物館很難看到的東西，而這些藏品背后蘊含的大量或生動有趣或催人淚下的故事及與觀眾相融相通的感情更是一些國有博物館所缺乏的。如公益辭書館的創辦者王英余先生所言：“辭書是我的精神食糧，自己就像螞蟻尋找食物一樣四處搜集辭書，再艱難也要把他們運回來……這里的每本書背后都有一個故事。”[16]天安門博物館館長閆樹軍對他所收藏的天安門老照片的評價“每一張不同的歷史照片，都會有一個故事，那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縮影；而每張圖片的來歷，背后也有一個故事”[17]。而這些往往是我們在國有博物館里面見不到的東西。民間博物館的收藏客觀上把人類創造的物質文化遺產納入了博物館文化之中，對于保存人類的物質文化遺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更有利于歷史文化的傳播和普及。

“人們在國家博物館接受傳統的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文化教育時，也需要一些較為輕松、較為活潑、較為微觀的寓教于樂的形象化教育來滿足不同目的、不同層次和不同效果的文化需求，而私人博物館及其他一些類型的博物館正好以其獨特的陳列內容和展品滿足了這種社會需求。”[18]尤其是在今天這樣的信息化時代，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響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準則均隨之發生變化。文化娛樂化、歷史虛無化、語言失范化、藝術消費化等種種不良的文化生活方式，正在消解著人們對于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解和繼承。一些青年人總在快速瀏覽的眼睛，越來越不習慣于安靜中的凝視、凝視中的深思。”[19]新一代的年輕學子在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影響之下，越來越不愿意像父輩那樣為獲得知識而埋頭故紙堆，而是會通過通俗的、吃快餐的方式來獲得新知。而民辦博物館也正好和這一發展趨勢相吻合。相對于國有博物館嚴肅古板的教育形式，民間博物館因為是來自民間，是與觀眾互動的產物，傳播文化的方式反而顯得較為靈活，受到了廣大觀眾的喜愛。

例如，北京勵志堂科舉匾額博物館收藏了木石匾額五百多方，展出了中國科舉簡史及有關科舉知識。館長姚遠利當初辦館的初衷就是想讓更多的北京人了解中國古代的科舉，但如今北京勵志堂科舉匾額博物館起到的作用已遠遠超過這些。展廳里收藏的“匾額是中國文學歷史發展和演變的結果，它既有詩的濃縮，又有詞的內涵，是語言的升華、美的結晶、哲理的凝練。”[20]當人們走進北京勵志堂科舉匾額博物館時，其實就等于在學習中國古代史中的科舉制度。

中國民間還有許多專題博物館，如，北京中國紫檀博物館、廈門奧林匹克博物館、重慶火鍋博物館、唐山亞洲古代藝術館、洛陽龍門博物館、創刊號報紙博物館、上海眼睛博物館、成都川菜博物館、戈小興中外煙標煙具博物館、三河市辭書博物館、益陽黑茶民俗博物館、海南五指山蝴蝶博物館、華夏剪紙博物館、內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博物館、寧波鄞州知青博物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天安門博物館、古磚瓦博物館、安吉竹子博物館、徐州圣旨博物館、周伯欽藝術火花家庭藏館、中華性文化博物館，等等。由此可見，中國民間博物館收藏范圍幾乎涵蓋了社會歷史和自然歷史方面的各個領域。民間博物館正在用最貼近公眾的藏品、最通俗易懂的實物語言、最接近性的交流方式、最直觀的表達方法向公眾普及歷史知識，為普通民眾凝聚精神、培養品德、塑造氣質、形成文化、建設文明而踏踏實實地服務著。當更多的民間人士樹立了這種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理念時，我們的國家才能做到文化自尊、文化自省、文化自新、文化自立、文化自強，我們的祖國才能更加迅速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的中國夢也能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