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track id="nlg2d"><div id="nlg2d"><td id="nlg2d"></td></div></track>
      2. <bdo id="nlg2d"><optgroup id="nlg2d"><thead id="nlg2d"></thead></optgroup></bdo>
      3. <tbody id="nlg2d"></tbody>
      4. <tbody id="nlg2d"><span id="nlg2d"><td id="nlg2d"></td></span></tbody>

        略述阜新地區遼代佛教文化

        胡 健

        1963年出生,1979年參加工作,1987年從事文物考古與研究工作。現任阜新博物館館長、研究員。

        依據史料記載,中國佛教始于漢代,興于唐代、衰于清末。

        佛教,歷經千年傳承,并由最初特殊的意識形態,轉化成特殊的文化現象,最終演變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阜新地處遼寧西部,為農耕文化草原文化的結合部。進入遼代,在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佛教文化隨之形成并日臻完善,且成為史學界、佛教界關注的對象。

        一、佛教文化產生的背景

        佛教是世界上主要宗教之一,由公元前六世紀古印度迦毗羅王國(今尼泊爾境內)王子釋迦牟尼所創,并廣泛流傳于亞洲各國。它的出現,既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當時社會思想領域、多元文化衍生的必然。

        公元紀年前后,佛教開始由印度逐漸傳輸到中國,并因傳輸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不同而形成了三大派系,即漢傳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云南地區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佛教于遼建國前廣泛流傳,契丹族原始宗教為薩滿教。隨著耶律阿保機統一契丹各部,對南傳佛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均采取寬容、吸納政策,以使各大教派得以長足發展,尤其是來自中原地區的漢傳佛教發展迅速,一度成為各教派的主流。

        公元902年,太祖阿保機“以兵四十萬伐河伐北,攻下九郡。獲牲口九萬五千,駝、馬、牛、羊不可勝數”①掠奪之后,阿保機為妥善安置大量的漢人,使之服從于他的統治,于龍化州始建“開教寺”以“開導”、“教化”被俘漢民。918年,又“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919年“竭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竭寺觀”。可見,遼代初期,儒教與漢傳佛教是被上層領域極其尊崇的,并以儒教為先。太宗時期的佛事初興,曾將熊州觀音像移至木葉山,并建立佛堂,“奉為家神,興軍必告”。遼中期佛教興盛,圣宗為研讀佛經,編撰了《龍龕手鑒》四卷。道宗到寺院“執經親講”而廣為流傳。

        如此背景之下,遼朝所轄區域崇佛之火,已呈燎原之勢。特別是遼后族聚集的阜新地區,可謂僧侶眾多、塔寺林立

        二、佛教文化現象

        遼朝是以契丹民族為主體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遼朝初期,中原紛亂,藩鎮割據。北宋政權建立后,遼、宋曾經多年征戰,“檀淵之盟”之后,雙方進入相對穩定的社會階段。正是有了這樣穩定的社會環境,使遼朝的佛教文化進入少有的繁榮時期。

        歷史上,阜新是契丹族重要活動地區。遼圣宗十三年(995年),詔“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②從這時期始,阜新地區寺廟開始大量修建。據不完全統計,從圣宗至道宗,阜新已有佛塔幾十座,按有塔必有寺的理論推斷,那當時至少還應有幾十座大型寺廟。

        (一)寺廟

        遼代,阜新地區曾隸屬上京道、中京道、東京道。依據文獻資料、考古資料所載,阜新地區遼代佛寺建筑有幾十座之多,知其名者有十幾座。

        崇先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大板鎮三塔溝。建于遼興宗時期,此寺應是阜新地區規模較高的寺廟,當時詮微大師在此做住持。受當時帝王喜好,該寺曾為搜集、編校、刊印佛經作出極大貢獻。

        寶嚴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塔營子鄉政府所在地。此寺建于圣宗時期,并延用到金代。金人王寂《遼東行部志》中記載“明昌元年(1190)二月二十六日,已酉,是日宿懿州(今塔營子)寶嚴寺”。可以斷定,當時的寶嚴寺仍保存完好、香火興旺。而且,該寺原來是遼代槊古公主的府邸,后改宅為寺,取名“寶嚴”。可想而知,作為公主的府邸,一定是質量優良、建筑宏偉

        蕭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紅帽子鄉政府西北成州城內,建于圣宗時期。金代王寂曾于《遼東行部志》中記載:“己巳,次同昌,舊名成州……是夕,假宿于城南之蕭寺”。由此得知,此寺是以姓氏而貫名的寺院。

        白山院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富榮鎮鄉貝力房村。此寺建于遼道宗年間,當時寺院內另有佛塔建筑,并在塔基地出土石函一塊,上記“顯州北趙太保塞”。③

        建福寺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舊廟鎮海力板村,始建于遼代中期。金代王寂云:“(自胡土虎塞)行約四十里,過小蘭若,曰建福,臨洮總管蕭汴之祖所創也”“蘭若”為梵文的佛寺之意。

        靈山縣佛寺位于阜新彰武縣葦子溝鄉土城子城址內,土城子城址為遼代頭下州之一,據專家考證為遼代橫州④或謂州⑤。金代王寂《遼東行部志》記云:“丁巳,晨發懿州……是夕寄宿靈山縣之佛寺。”

        除此之外,阜新地區還有大量的寺廟遺址,有的毀于戰亂、有的坍塌于風蝕雨林。

        具不完全統計,遼代所轄區域的著名寺院約幾百座之多。如早期的上京道的“開教寺”、中期的“奉國寺”、南京道的“感化寺”、西京道的“華嚴寺”等等,都是我國佛教建筑的典范之作。

        (二)佛塔

        在中國的佛塔史上,遼塔是極能體現佛教觀念。遼塔絕大部分是實心密檐式建筑,平面呈八角形,塔的基座高大、平座與蓮花座成為一體,雕刻繁復。

        懿州塔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塔營子鎮懿州城內。始建于圣宗時期,通高32米、磚筑八角十三級密檐式、周長41.1米。束腰座,并于束腰處每面雕三個壺門,壺門中間雕有佛像

        東塔山塔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紅帽子鎮政府西北部山坳中。始建于圣宗年間,通高35米、磚筑八角九級空心佛龕塔。分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須彌座,無裝飾圖案;第二部分為塔身,飾有大量的浮雕圖案;第三部分為密檐迭起部分,且迭起部分層層內收、盡顯外形美觀和建筑風采。

        燒鍋屯塔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十家子鎮塔山屯。始建于遼會同元年(984年),通高28米、磚筑八角九級密檐式建筑、由塔座、塔身、塔檐、塔頂組成。塔身部分集中浮雕圖案,具有較高藝術價值。

        除此之外,阜新地區還有大量的遼代佛塔遺跡

        紅帽子鎮的成州城塔、大巴半截塔、務歡池鎮的廣民塔、彰武福興地鄉遼塔⑥,等等。縱觀遼塔建筑,一是工藝充滿佛教觀念,二是形制為密檐式實心居多,三是有寺多有塔、塔寺相鄰相融。

        (三)佛教大師

        遼代佛教文化傳播廣泛、影響深遠。同時造就了許多著名的佛教大師,這些大師脫離凡塵、與世無爭、研誦佛經、弘揚佛法,在遼代佛教史上具有重要一席之地。有遼一代,阜新地區著名的佛教大師有:

        詮微大師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大板鎮三塔溝崇先寺住持。此人曾被興宗授予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官職,秩從二品。遼道宗大安年間圓寂,塔葬舍利。除此之外,此人享有遼代高官、貴族埋葬方式與規格。據詮微大師墓志記載:“維大安五年歲己巳三月壬申朔十四日乙時,于報德山葬大遼國崇先寺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詮微大師”。由此看來,崇先寺應屬國家級的寺廟,詮微大師也是享有很高政治地位和佛事影響的人物。

        妙行大師圣宗太平三年(1023年)出生,名蕭志智,槊古公主長子。蕭志智自幼“深厭塵俗,懇祈出家,其父不得已而從之”并拜于著名的海山大師名下,法號妙行。出家后,妙行大師除一生研誦佛經外,還為自己制訂了“世間名譽、誓不沾行、凡得所施、誓不己用、手不捉錢寶、身不著蟬衣”等研經禮佛的行為規范。在其母槊古公主、道宗皇帝及宣懿皇后的支持下,妙行大師在南京建昊天寺。清寧五年(1059年)槊古公主隨道宗到南京見妙行大師,這是母子分別十多年第一次相見。隨后,槊古公主將南京宅地舍給了兒子、宣懿皇后施錢十三萬、道宗賜五萬貫做為妙行大師建寺之用。咸雍六年(1070年)延壽太傅太師傳戒給妙行,妙行成為當時國家級佛教大師。

        呂舟大師遼圣宗女巖母堇丈夫、駙馬都尉,名蕭紹業。因圣宗駕崩、法天皇后攝政,由此拉開宮廷黨羽之爭的動亂局面,法天皇后誣陷蕭紹業參與宮廷政變,與蕭匹敵謀亂,被賜死罪。后因巖母堇之故,以賜死改作出家為僧,巖母堇改嫁他人。所以說,蕭紹業出家為僧帶有一定強迫性和政治色彩。蕭紹業以宅為寺,終日研讀佛經,圓寂后建舍利塔,塔旁建寺以祭。

        三、佛教文化影響

        佛教自產生以來,同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相伴始終。尤其是阜新遼代佛教文化,出現了政教合一,儒、釋、道相融的文化現象。

        遼代佛教文化興起,起到鞏固政權、安撫民心的重要作用。

        遼代佛教發展十分迅猛。在執政者看來“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以此教以盛弘,凡民間建立佛寺,靡弗如意。”遼代中后期,佛教一度發展成“國教”,對當時的政權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佛教讓飽受戰爭之苦的民眾找到了心靈慰藉、寄托,緩解了階級矛盾、民族對抗。

        遼代佛教文化促進了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溝通與交流。

        佛教是漢初由印度東傳而來,并由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傳播途徑在中國大地傳播開來。由于佛教的東傳,使中國的宗教文化更加豐富多彩。從阜新來看,遼朝早期具有漢傳佛教的特點,同時出現儒、釋、道相融相通的局面。如阜新遼代墓葬的壁畫,就帶有多教合一的特征。較為完整的遼代蕭和墓,墓道兩側分別繪契丹人、漢人“出行圖”、“歸來圖”,墓室內繪飛天、金剛飛鶴、流云圖案。這種圖案同出一座墓中,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最好體現。而且,這種圖案在阜新地區中晚期遼墓中頗為多見。

        同時,遼代的佛教文化滲透于契丹人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出生阜新懿州槊古公主之女名字為例,以“生有佛光”便取名“觀音”,即遼道宗宣懿皇后——蕭觀音,這一現象在其他民族當中極其少見。可見,當時崇佛信佛之風多么強盛。另外,大量的佛教用語流傳甚廣,如“浮屠”、“覺悟”、“袈裟”、“衣缽”等等,這都是不同語言交流、傳播的結果。

        遼代佛教文化對后朝產生深遠影響。

        眾所周知,金滅遼后,崇佛之風走向低迷。金朝執政者認為“遼以佛亡”,一度限制佛事活動及佛教建筑。即便如此,佛教文化產生的影響仍在漫延,崇佛之風仍暗流涌動。

        金初名士王寂于大定十七年(1117年)第二次巡行遼東路過懿州住于寶嚴寺,當時的寶嚴寺仍然香火興旺。而且,此時的民間佛、道、儒三教歸一的活動大量出現。蒙古統一后,成吉思汗對于流傳北方地區的道教尤加推崇,影響至深。因此,元明之際,阜新留有大量的道教遺存。清朝初建,佛教再度興起。如果說阜新遼代早期宗教是儒教、漢傳佛教為主的話,清代早中期,阜新地區藏傳佛教十分興盛,出現了繼遼朝之后的鼎盛之勢。清末,隨著革命黨人的反清起義,特別是辛亥革命成功,使阜新地區的佛教文化逐漸衰落。

        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也不難看出,它在回避社會現實、社會矛盾的同時,也扼制了人們的想象力、創造力,這正是需要總結和思考的方面。

        【注釋】

        ①《遼史·太祖上》卷1 中華書局1974

        ②《遼史·圣宗四》卷 13 中華書局 1974

        ③劉國友《阜新通史》吉林大學出版社

        ④、⑤張春宇等《彰武縣文物志》遼寧民族出版社

        ⑥劉國友《阜新史稿》中國華僑出版社

        編輯: 劉梓 編審:胡健

        [版權說明]

        凡未標注版權,其內容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您及時聯系我們

        Hash:94241823d4d749cb86c9c27eaa9900fe389b1030

        聲明:此文由 阜新市博物館 分享發布,并不意味本站贊同其觀點,文章內容僅供參考。此文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權益,請聯系我們 kefu@www.51kouyi.org

          
          
          1. <track id="nlg2d"><div id="nlg2d"><td id="nlg2d"></td></div></track>
          2. <bdo id="nlg2d"><optgroup id="nlg2d"><thead id="nlg2d"></thead></optgroup></bdo>
          3. <tbody id="nlg2d"></tbody>
          4. <tbody id="nlg2d"><span id="nlg2d"><td id="nlg2d"></td></span></tbody>

            91欧美激情一区二区三区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