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澧大地楚城文化遺址新探
本土文化研究
周星林 韓隆福
內容摘要：楚武王在春秋時期第一個稱王，開啟了楚國800多年輝煌歷史的宏大章。史料記載和考古發現，武王于公元前700年后在洞庭湖畔今漢壽縣皇城村建郢都；180年之后的前523年，楚平王在桃源縣境內建采菱城，進一步加強了對沅澧流域的開發和統治；公元前三世紀，楚襄王繼位，面對秦國強大的進攻，他一面派兵抵抗，一面在澧水流域興建“澧陽城”，取得了楚國晚期的“春申之治”短暫輝煌。
常德人文 歷久彌新
常德，地處湖南省西北部，東臨洞庭湖，西枕武陵山，湖南境內四大水系之沅水、澧水在全境流過。奔流不息的沅澧二水哺育了兩大流域古代先民，使這一地區成為長江流域頗具代表的文明發源地之一。
楚武王與漢壽筑皇城
楚國春秋稱王
楚國在熊渠之后，經熊儀、熊眴（蚡冒）的艱苦奮斗，勵精圖治，國力進一步強大。前741年熊眴死，熊通殺死其兄之子而代立。熊通即位初，多次侵伐申、呂、許等一些小國，力圖突破中原門戶。先有周天子征人戌守，繼有諸侯聯防，無法達到北進的目的，遂轉向漢東諸國，并由江漢平原轉向洞庭平原。“漢東之國隨為大”（《左傳·桓公六年》），熊通遂有三伐隨國之舉。熊通35年（前706），親率大軍伐隨，準備先談后打，不料隨侯去洛陽朝見周天子時，提起加封熊渠為王之事，遭到周王室的嚴詞拒絕。前704年夏，熊通抓住攻隨良機，“合諸侯于沈鹿”，宣布自立為楚武王，申、江、庸、巴、濮、鄧、絞、羅等國君親自到會，只姬姓隨國和嬴姓黃國忠周的國君未到。楚武王熊通一邊派大夫薳章去責問黃國，一邊親率大軍直抵隨國興師問罪。楚、隨雙方“大戰于速杞，隨師敗績”（《左傳·桓公八年》）。漢東最大的隨國戰敗，承認了楚國稱王的事實，結盟友好。
楚武王熊通
楚武王一方面發展農業和手工業，一方面提高青銅兵器的產量和質量，創造戈、矛復合兵器戟，組成新的作戰隊列“荊陣”，進一步提高了楚軍的戰斗力。楚武王征服漢東諸國，打敗鄧國，吞滅羅國、權國，設立權縣（湖北荊門市東南），開縣制先河，也是顧頡剛《春秋時代的縣》中指出的“春秋第一個縣”，并把重點迅速轉向洞庭湖湘沅澧一帶。
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兵器
在熊眴“始啟濮”（《國語·鄭語》）的基礎上，楚武王一方面開始“徙郢”（《世本·居》）的建設，《春秋釋例·氏族譜》亦有“武王居郢”的記載。石泉先生認為，“楚之始都郢不出楚武王38年至42年（前703～前699）初之間”[i]。一方面與其子屈瑕率軍于稱王第二年前往熊渠時已是占“洞庭半焉”的“始封”之域的漢壽要津選址設計，因此楚武王在漢壽縣黃城港修筑皇城并以此為中心大開苗蠻百濮之地應在前702年。可見，從“熊渠始封”漢壽，經熊眴“始啟濮”，到楚武王“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始開濮地而有之”（《史記·楚世家》），經歷了百年的時間，才最后占據了洞庭武陵、龍陽的要津。
漢壽皇城遺址
楚武王在西洞庭漢壽縣筑皇城開濮地，不見于文獻記載，是從遺址遺存和出土文物研究成果得出的結論。1988年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將漢壽黃誠港定為宋代城址和楊幺的皇城，2009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在城墻深處發現繩紋瓦和繩紋陶片，加上附近又發現漢墓，將其定為漢代城址。近年又在皇城遺址發現春秋戰國時的夾砂陶片，更在城址附近2公里范圍內的楚墓群，發現許多楚王室王宮的相關文物的實證和相關遺存遺跡，遂將其定為東周城址，并認定是楚武王熊通開發洞庭湖湘沅澧苗蠻濮地中心的皇城。特別是楚武王筑皇城開濮地封給王室貴族官員、子孫死后安葬的木制棺槨墓，出土了金、銅、鐵、玉和陶器等珍貴文物500多件，其中楚都郢城護衛長官“郢室畏戶之璽”鳥紋青銅印，正是楚武王、屈瑕父子為開發洞庭湖湘沅澧苗蠻百濮之地，修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皇城的反映。《左傳》所載熊通、屈瑕父子在把洞庭湖湘沅澧作為楚國戰略后方“大啟群蠻”，以漢壽為中心“始開濮地而有之”，選擇在沅水故道，水流湍急、形勢險峻、交通便利的老渡口修建了開濮中心的皇城。皇城至少相當于郢都副中心的陪都，確立了湖湘沅澧常漢為楚國進一步發展的后方戰略。
漢壽縣聶家橋鄉皇城港村皇城港遺址
而且，皇城及周圍有許多出土文物和留存的相關的自古傳承的遺址遺跡。皇城寺“在縣西40里”[ii]今聶家橋鄉境內，應是楚武王“開濮”時的祭祀場所，武王廟應是熊通的子孫紀念楚武王功德的廟宇。民間還有楚襄王20年（前279）屈原、屈定在武峰山前與滄浪水相連的青泥湖，打敗秦軍張若的五行陣和水軍的故事傳說。株木山楚墓群出土國家一級文物彩繪陶鼎、彩繪陶壺，國家二級文物蜻蜓琉璃球、空首銅劍、隱花銅矛、四山羽狀紋地銅鏡，國家三級文物銅箭鏃、龍形玉佩、木梳、獸面銅帶鉤、彩繪陶盤、彩繪陶匜，尤其是武王之童督銅戈、連囂（敖）銅印（屈匄為連敖）、宮惎銅印、虎紋王字印等文物，都與楚武王開濮地將洞庭湖湘沅澧賜給兒子屈瑕為封地關系密切。
漢壽縣株木山戰國楚墓群出土的戰國彩繪陶壺
漢壽縣文物局局長徐鐵軍《談我縣出土文物與屈原故里的聯系》中說，“曠世罕見的武王之童督戈、郢室畏戶之璽印章、連囂銅印、青銅戈、青銅劍等十余件文物，均說明沅澧流域、西洞庭湖畔，是楚人始祖開發的濮地，是屈氏家族繁衍生息的封地”[iii]。緊接皇城的花園坪（今花園村），就是楚武王王室皇家御花園的遺存；十八垱則是王室風水意象的留存；三星村是黎苗、百濮、苗蠻三個部族首領結盟的地方，說明皇城這一帶自古就是苗、濮、楚民族融合的一個中心；白馬寺則是紀念楚武王熊通和兒子莫敖屈瑕及三位白馬將軍的建筑。三位白馬將軍都先后戰死在今聶家橋鄉的白馬村、頂崗鋪和今滄港鎮的馬家鋪，分別命名為上白馬村、中白馬村、下白馬村。三位白馬將軍皆葬在武峰山。秦滅楚后，武王廟改為五王廟，把楚武王、屈瑕和三位白馬將軍作為五王祭祀。而挨近滄港白馬將軍征戰時飲過的井水之地，又留下了馬井村的地名。“毓德上下合總公”在“縣南50里”所建“白馬廟”[iv]，也很可能是紀念白馬將軍的建筑。
楚武王之子屈瑕
楚武王以“南郢之邑”的皇城為郢都開發南楚，并把龍陽為中心所開發“極目千里”的洞庭濮地給屈瑕為屈地，進一步發展了楚國的勢力。楚武王51年（前690），隨侯在京都洛陽受到周天子的嚴厲指責，保證不再縱容楚國。回到隨國后，隨侯既不敢違背周天子的詔命，又不敢得罪強大的楚國，只能派使臣到楚國乞求廢除隨國承認楚國稱王的盟約。于是，“楚怒，以隨背已，伐隨”（《史記·楚世家》）。楚武王親帥大軍，第三次大伐隨國，揮師猛進。70高齡的楚武王，不幸途中心病發作，卒于湖北鐘祥縣的樠木山下。屈重秘不發喪，封鎖死訊，繼續進軍，在隨國邊境修筑工事，直指隨都。隨國上下一片恐慌，派使求和。莫敖屈重假借祖父楚武王的名義進入隨都，與隨侯締結盟約，并邀隨侯于漢水轉彎處漢汭會見，然后退兵，直至兵渡漢水，回到楚國才宣布發喪，“濟漢而后發喪”（《左傳·莊公四年》），保證了楚國更大的發展。
漢壽皇城是長江中游南楚洞庭湖湘沅澧第一座郢都楚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揭開了常德繼遠古城頭山、雞叫城第一輪城市文明以來，東周以皇城為標志開始了沅澧流域第二輪城市文明建設的序幕。
楚平王與桃源采菱城
春秋戰國，鐵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廣，生產力的飛躍和社會的急劇變革，私學的興起，沖破“學在官府”的藩籬，士——知識分子在崛起中受到空前的尊重。經濟的發展，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中，“楚介江淮”（《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并向洞庭平原發展，獨雄南服。春秋晚期，楚平王熊居在洞庭湖畔常德桃源建郢都采菱城。
“湖形類馬而水色白”（《永樂大典》）的白馬湖，自古就因生長紫菱而天下聞名。屈原楚辭中《采菱》曲的記載，凸顯出“味特甘香”的紫菱生生不息、有菱有角、獨立根性的文化精神。作為屈氏家族直系祖先屈瑕五世孫令尹屈到，就嗜菱成性，在白馬湖畔修建了一個采菱亭。《太平寰宇記·朗州》載“采菱亭，屈到采菱亭也”，甚至死前還交待族人“必以菱”祭他。只是繼為令尹的屈建，認為不合楚國祭祀規矩，“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國語·楚語》上）。楚平王在江陵郢都矛盾重重之時，選擇白馬湖優美的環境和紫菱多元文化之地，并在緩和楚靈王以“背楚通吳”大罪誣殺令尹屈建以恢復和發展同屈氏家族的關系，進一步鞏固和拓展楚國的疆土，選擇在桃源建郢都采菱城。
采菱城復原線圖
采菱城又名黃楚城，位于桃源縣城北4.5千米的青林鄉金雞、黃楚兩村之間的臺地上，座落于沅水支流白洋河與沅水交匯處，是東周至漢代一處非常興盛的遺址群落。2013年晉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城址長800余米，東西寬600米，總面積50萬平方米，四邊城垣各有一門。城內發現大量陶片，有陶鬲、陶罐、陶盆、陶豆等器形。有一件青銅矛，有學者考證為楚平王之后裔——楚國王族三姓屈、景、昭之一的景氏所遺留[i]。
春秋時期楚國國君，公元前528年--公元前516年在位。
楚平王，前528～前516年在位，進行了一些緩和內外矛盾的改革，但他“詐弒兩王而自立”（《史記·楚世家》）的陰謀無法消除守舊派的反對，加上奸臣費無極的讒言，包括強娶兒媳婦、誣殺太傅伍奢和太子等失誤，又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遂將重點轉向楚國后院，于前523年在屈到采菱亭旁修建了采菱城，本身就修復和發展了同屈氏家族的關系，并重用被楚靈王誣殺的令尹屈建之子屈申為令尹，既加強屈氏封地邊境臨湘“城州屈”的防御建設，又在常德“為舟師伐濮”，向沅江中上游發展，占領和開采湘西麻陽銅礦，進一步控制了沅水中上游許多地區和開發了楚國南疆，促進了南楚和楚國的發展。
八年之后，楚平王駕崩，歸葬今常德市鼎城區韓公渡鎮城址村。常德繼楚武王前702年漢壽筑皇城開濮地180年后，楚平王又于前523年在盛產紫菱的今桃源縣修建了至少做了八年郢都的采菱城。其意義至少有三點：一是加強了楚平王王室為首的統治集團與屈氏家族的聯系和合作，進一步促進了沅澧苗蠻百濮的開發和民族融合的進程，再一次彰顯了常德采菱城的郢都地位；二是采菱城極大提高了常桃、漢壽沅水下游紫菱文化、白馬精神的品位和地位。三是采菱城大大提高了常德在長江中游洞庭沅澧流域的中心地位，促進了楚城網絡的形成，高揚起城市文明的力量，進一步激發了常德農業、手工業、商貿的發展，為“唯楚有才”人才的集聚和流動開拓了新的局面。
楚襄王與臨澧澧陽城
楚襄王在位（前298～前263），達35年之久，已是戰國晚期。天下“七雄”中仍是秦國最強，齊國最富，楚國最大的局面。楚國在與秦國爭雄中，秦國搶在楚國之先占領了蜀國，占據了“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華陽國志·蜀志》）的優勢，在楚襄王剛登位的那年，就向楚國發動了大舉進攻，取析地（河南西峽）等15城，斬首5萬。照理講，太子熊橫是令尹昭睢反對靳尚、鄭袖立庶子子蘭為王等內奸的陰謀，親到齊國將其接回繼位為楚頃襄王的，既挫敗了親秦派內奸的伎倆，又穩定了楚國的政局。楚襄王不僅不懲處使楚懷王死于秦的權奸，反而聽信靳尚、子蘭等的讒言，先是革除昭睢令尹之職，讓子蘭接掌令尹的大權。接著不顧殺父之恥，向秦求和，娶秦女為夫人，而與楚國之女結婚，認賊作父，排斥忠良，重蹈楚懷王的老路。更將屈原放逐洞庭湖湘沅澧一帶。
屈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前284年，燕將樂毅指揮秦、韓、趙、魏、燕五國聯軍伐齊，攻占齊都臨淄（山東淄博東北），齊緡王逃亡至莒（山東莒縣）。聯軍攻占齊國70余城，齊國僅剩即墨和莒兩城。楚國乘機取回齊國原攻占楚國的淮北之地，并派淖齒率楚軍到莒救齊。齊緡王竟拜淖齒為相，結果為打算與燕共分齊國土地的淖齒所殺。近侍王孫賈為給齊王報仇，在莒邑市場高呼楚國淖齒殺了齊王，集結了400多齊之義勇之士殺了淖齒，擁立躲在太史家作傭工的齊緡王之子法章繼位為齊襄王。幾年后，齊將田單雖用火牛陣打敗燕軍，并乘勢收復失地，但已元氣大傷，失去了與秦國抗衡的能力，使楚國在抗秦事業中摧毀了聯齊抗秦的根基，更加處于不利的地位。
面對秦國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楚襄王一面派兵抵抗，一面加快了澧水流域“澧陽城”（今臨澧縣境內）的建設，作為楚國預備“郢都”。
公元前280年，秦楚之戰
前280年，秦昭襄王大將司馬錯率10余萬大軍，攻占楚之黔中郡，奪取了楚國的上庸和漢水對岸的土地。楚襄王一方面派名將莊蹻率2萬大軍沿江西上，于前279年打敗秦軍，奪回屬楚國的枳（四川涪陵）。然后，順著通往身毒（印度）古道，朔延水南下，達牂河，向西進軍，直達滇池（云南東部），控制方園300里的地區，影響達千里之外。莊蹻想向楚王報告情況，又因張若受令再次攻占黔中郡，阻斷與楚的聯系，也阻斷了屈原貶放時欲與莊蹻會合抗秦救楚的謀劃。
戰國時期杰出的軍事家、“兵家”代表人物白起。楚平王之孫白公勝后代。
前279年，秦將白起率軍攻占鄢、鄧和西陵，引水灌作過鄢郢的城市，溺死數十萬人（《水經·沔水注》），楚軍主力損失慘重。江陵郢都一片驚慌，楚王室家眷已開始南遷澧陽城，中楚難民包括宋玉家庭等都已先后流落到洞庭湖湘澧沅一帶。前278年，秦將白起進攻江陵，拔郢都，焚燒夷陵（宜昌），設南郡。楚襄王為首的王室和朝廷在江陵郢都陷落前已渡過長江，奔向臨澧的新郢都澧陽城。屈原也拒絕漁父的勸說，以重于泰山的氣勢，“寧赴湘流”的決心，投了汨羅江。楚黔中郡的民眾，自動組成農民為主體的“東地兵”，進行了頑強的抗秦斗爭。
前277年，秦將張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并在酉水流域的里耶設秦黔中郡。楚襄王在反思中失悔當初未聽莊辛的意見，指出楚王寵幸貪婪無能的州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等小人必然亡國的勸諫，派人將莊辛從趙國請回，授給莊辛玉珪一塊，封為陽陵君，更采納莊辛之謀，“收東地兵，得十余萬”，指揮收復洞庭五渚后，沿沅水而上，“復西取秦所拔江旁15邑為郡，拒秦”，恢復楚國的黔中郡和洞庭郡，“形成了沅水流域歸楚，酉水流域以北、澧水流域以西歸秦的地理壯況”，并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直至楚亡。
楚襄王面對秦國的威脅，在楚國魚米之鄉常德后園建“澧陽城”，意義重大。這里地理條件優越，物產豐富，人杰地靈，交通方便，春秋戰國之際就出了個平定白公之亂忠孝兩全的申鳴。澧陽城特大郢都的優勢，是陳郢（河南淮陽）不可能有的。而且，龐大的楚王室和文武大臣及軍隊等在江陵郢都失陷后東遷，既不可能越過秦軍占領區，更不可能組織十余萬沅澧流域農民為主體的“東地兵”收復江旁15邑。楚襄王遷都至臨澧澧陽城后，不僅任用了愛國大臣莊辛，而且重用了與齊之孟嘗君田文、趙之平原君趙勝、魏之信陵君魏無忌合稱“戰國四君”之一春申君黃歇。他以左徒之官“事頃襄王”，出使秦國，成為“出色的外交家”、“突出的軍事家”、“任賢的政治家”[i]。常德下南門有春申府邸、春申君衣冠冢、春申養士之珠履坊遺跡。他在楚襄王死后為令尹，執政25年，造就了楚國回光返照的“春申之治”，是先秦以來武陵地區最早最大的官。同時，楚襄王還任用了自云“屈原弟子”的辭賦家宋玉。詩祖屈原和賦圣宋玉，是常德沅澧大地造就的辭賦家。“屈宋并稱”第一次彰顯了沅澧流域在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上的獨特地位，“既開創了屈宋取代《詩經》和開啟了中國文學史上的辭賦時代，又鑄就了先秦愛國主義形成的高峰和常德沅澧流域城市文化在崛起中成為南楚郢都的輝煌”。“屈、宋在戰國晚期，主要是沅澧流域創作的成就，在中國文學史辭賦的發展中，開創了漢賦的時代。直至唐宋，又在文學內部發展規律中產生了唐詩宋詞的高峰”。“屈宋辭賦是一個傳承的整體，其內容和價值光照日月。屈宋在沅澧城市文化崛起中，把先秦的愛國主義推向高峰，促進了‘唯楚有才’形勢的發展，為開放性的長江文化吹響了奔騰向前的號角”。于是，“屈宋并稱成不朽，洞庭長江變美酒”[ii]。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于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
2004年，在臨澧申鳴城外城，發現了一座比申鳴城大幾十倍和比江陵都大1倍多的特大楚城——楚國郢都澧陽城，位于龍鳳山下，在新安、合口交匯處，跨17個村，面積20平方公里。城內有城，河道縱橫，古井多口。背倚龍鳳山的澧陽城，三面環水，澧水、涔水形成天然外護城河，城墻外又有一條寬100米的護城河相環套，成為固若金湯超過楚國所有都城最大的郢都。考古發掘還表明，流過臨澧縣的道水兩岸有楚城遺址2處，楚墓群5處，約6萬多座楚墓；澧水兩岸有1座大型楚城遺址、2座中小型楚城遺址，楚墓群4處，約20余萬座楚墓，人稱楚國的“八寶山”。全國罕見的九里楚墓群就在這里，有99座諸侯級以上大墓，40多座楚國王室墓，其中直徑60多米的特大墓為天子大墓。墓口直徑40米的皇家包1號大墓，出土文物300余件，僅棺槨木板，就有200多個立方。外槨內的內槨和3個套棺，其規模比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大1倍多。出土的一件宮廷高雅樂器“雙虎座鳳鳥鼓架”，在國外巡回演出時引起轟動。臨澧縣僅楚城遺址就有5座，加上申鳴城、宋玉城，計有7座楚城。整個澧沅流域發現的楚城還有白公勝城、古城堤城、古城崗城、皇城、索縣城、西湖磚廠古城、枉渚城、臨沅城、雞叫城、采菱城……。考古專家王永彪認為“澧水與沅水是楚國在南部的大后方，這片區域有大量城址發現，截止目前，沅澧二水流域發現古城15座”[iii]。
臨澧宋玉城遺址
常德沅澧流域，遍布楚城，特別是楚武王熊通漢壽筑皇城、楚平王熊居常桃白馬湖畔筑采菱城、楚襄王熊橫臨澧筑澧陽城，是發揮了都城作用的郢都，既反映了常德歷史文化發展的軌跡，又反映了常德沅澧流域城市文明的高峰。臨澧特大郢都澧陽城的發現，不僅在學術上糾正了文獻資料記載的偏誤，而且凸顯了臨澧在江陵郢都淪陷后挽救楚國危亡的獨特作用和地位。沒有楚襄王臨澧特大郢都的建設，又何來莊辛、黃歇、宋玉的任用？沒有莊辛的指揮，又何來江旁15邑的收復、楚洞庭郡、黔中郡的再建？沒有對黃歇的重用，又何來在秦為人質的太子熊元在楚襄王病危時趕回楚國繼位為楚考烈王和楚國“復強”的“春申之治”？
常德市鳥瞰圖
正因為常德在商周以來，特別是東周春秋戰國以來，楚國在洞庭湖湘沅澧流域的發展和繁榮，極大地彰顯了常德城市文明領先的獨特地位。
注釋
[Ⅰ]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第352頁。
[Ⅱ]龍陽縣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第176頁。
[Ⅲ]徐鐵軍：漢壽屈原故里考，第260頁，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
[Ⅳ]龍陽縣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第177頁。
[Ⅴ]沅水下游漢墓（上），第14頁，文物出版社，2016。
[Ⅵ]韓隆福：試談楚國末年的春申君，安徽史學，1985-4。
[Ⅶ]韓隆福：從“屈宋并稱”看沅澧漢壽、臨澧的聯系，屈原研究，2017-2。
[Ⅷ]王永彪：宋玉城的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初步研究，宋玉與臨澧，第48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
項目：常德市社科基金重點課題“沅澧楚文化在新時代的傳承與開發研究”（2018ZD022）；湖南鼎灃集團楚商文化委托研究項目。
作者簡介：
周星林，湖南省湘學研究院湖南文理學院研究基地首席專家，歷史學教授；
韓隆福，湖南文理學院歷史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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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雷春嫍
審核|曾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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