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夫子醫學救國半生記

原標題：查理夫子醫學救國半生記

奉天醫科專門學校（盛京施醫院）速寫 呂洪臣/繪

人物志·背景

沈陽“九君子”

與《TRUTH》

沈陽“九君子”——

大學教授劉仲明、畢天民、于光元、張查理、李寶實，銀行家鞏天民、邵信普，社會教育家張韻泠，醫學家劉仲宜。

1932年4月，國聯調查團來沈調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及拼湊偽滿洲國的侵華真相，卻形同“囚徒”，無法接觸到真正的“真相”。沈陽“九君子”以生命為筆搜集、匯編成《TRUTH》（中文名《真相》），通過國際友人實名遞交了這份英文書寫的日軍侵華原始證據匯編，希望對國聯調查團“了解中國東北實際情況有所助益”。這套證據匯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一揭穿了侵華日軍的三大欺世謬論。其原始性、實證性、系統系、法理性獨一無二，符合國聯調查團的“證據標準”，成為國聯調查團起草報告書的重要依據。1933年3月27日，根據《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起草的《關于中日爭端的決議》，國聯裁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建立偽滿洲國的行為是破壞國聯盟約的錯誤行為。日本因此退出國聯。在近代史上，中國罕見地在外交上贏得了一定的勝利，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首次定性（詳細報道可查閱2016年9月18日《沈陽日報·盛京周刊》）。

本報九一八事變爆發85周年特別策劃《九君子“真相”》第二章《人物志（七）》講述的是沈陽“九君子”之一張查理的故事。

（一） 曾記否？奉天城里夫子歃血為盟

先說一個叫吳英愷的沈陽市新民人。

他1955年入選中國科學院的首批院士。1993年以前，院士都不叫院士，叫學部委員。吳英愷便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學部委員，是中國胸心血管外科和心血管病流行學奠基人之一。說起新民吳家，本身就是一段傳奇。其長兄吳執中是中國近代職業病研究的奠基者與開創者，沒有之一；四弟吳咸中則是中西醫結合臨床研究的開拓者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吳氏三兄弟也被譽為醫學界“北三吳”，皆為中國醫學泰斗。

對院士吳英愷來說，他有一個讓其感恩終生的人。此人是他的啟蒙恩師張查理。

張查理，這個名字甚至放在愈發開放的今天聽起來都有些怪怪的。一個中國人有如此洋化的名字，而且還是在國人對假洋鬼子有些敵視的清末民初。吳英愷尊稱這位啟蒙老師為“查理夫子”，同樣是個怪怪的組合，但帶著大師專屬的范兒。

在晚年，吳英愷寫過一篇回憶文章《懷念張查理夫子》，說：“查理夫子是我從事外科專業的啟蒙導師。幾十年來，他不斷給我許多鼓舞和指導。他那種自強不息的工作干勁和追求革新的創業精神是我永不忘懷的。”能讓這位院士生前念念不忘的人，首先應是一個有人格魅力的人，其次應是一個有著輝煌成就的人。事實也確實如此，張查理是在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上一位豐碑式的人物。在只達石撰寫的《中國神經外科醫師的成長歷程》一文中開篇就這樣說：“新中國誕生前,我國的神經外科事業幾乎是空白,沒有一家醫院有神經外科病房。（19）30年代初期，在北京、沈陽等地曾一度進行過腦外科治療，那時僅少數幾位普外科醫生兼做一些神經系統方面的手術，他們是北京的關頌韜、趙以成，上海的粟宗華，沈陽的張查理，西安的張同和等。他們是開創我國神經外科的先驅。”而實際上，張查理不僅在神經外科，還在中國解剖學、護理學甚至麻醉學都留下了輝煌一筆。

據有限的資料顯示，查理夫子原名澤瀛，字伯生。他于1895出生在山東省蓬萊縣（今蓬萊市），幼時隨家遷居復州（今遼寧省瓦房店市境內）城南關。而在吳英愷的記憶中，他的原名是張霽，號博生。到底哪種說法是準確的？或者說，兩種說法都是準確的，畢竟那是一個人有很多名字的年代。

不過，在今天，他有一個名字——張查理——就夠了。

查理夫子，既是吳英愷與其兄吳執中的老師，也是師兄。他們三人均是從奉天醫科專門學校畢業的學生。吳執中是1924年-1931年，吳英愷是1927年-1933年，而張查理則是該校1910年代招收的第二班學生，留英歸國后回母校任教。吳英愷讀書時，張查理已是外科主任兼解剖學教授。“我入學時他已從英國留學歸來，教外科學和解剖學，他講課善于聯系實際，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我入學不久，有一位同學患闌尾炎，由查理夫子做手術。我第一次進入手術室觀看手術。他手術操作敏捷，不到半個小時完成了當時被認為是‘開腸破肚’的大手術，引起了我內心的贊佩，為畢業后專攻外科種下了根苗。”

據吳英愷講，如今的小手術胃腸吻合術、闌尾切除術在當時都是了不起的大手術，后來張查理又到北京協和醫院向醫學名家關頌韜學了三叉神經感覺根切斷術治療三叉神經痛，那更一鳴驚人了。在當時，北京的關頌韜和沈陽的張查理是中國最早實施神經外科手術的醫生，而關頌韜還是當時世界上能進行開顱手術的七人之一。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吳英愷卻看到了查理夫子極為血性的一面。

那時，吳英愷上四年級，還有兩年畢業。“由于英國教會的關系，敵人沒有立即接管我們學校。有的同學悄悄地離沈南下了，大部分忍著內心的悲憤，暫時在英國旗下來完成學業。在劉仲明、張查理等教授和學生會的領導下，我們秘密召開了抗日救國宣誓大會，決議四條：一、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二、吁請政府早日出兵收復失地；三、制造國際輿論促使日本退兵；四、鍛煉身體，學好本領，長期抗戰。張查理夫子在大會上以刀劃手背流血表示決心。”吳英愷的講述，即使在春風拂面的今天讀了，也依然會讓因理性而冷卻的血液再次沸騰起來。誰能想象，一個文質彬彬、戴著眼鏡的夫子，一個懸壺濟世的醫者居然做出如此強硬的歃血為盟之舉。

查理夫子之血性是入骨、入髓的。

在當時，侵華日軍編織了欺世謊言：九一八事變是他們的“自衛行為”；“滿洲國”是東北人民“自決自愿”建立的。“劉仲明（沈陽‘九君子’成員）組織幾位同學向國際聯盟寫控告信，在國聯派了李頓爵士為首的國際調查團到沈陽現場調查時，我們印發了宣言和控訴書，寄給調查團和各國駐沈陽領事。現在回憶，這些只能是稍泄胸中之氣而已。”如吳英愷所說，如此控訴僅僅是“稍泄胸中之氣”。包括張查理、劉仲明在內的九人“愛國小組”決定做一件大事：在日軍消滅證據之前，秘密搜集當時已公開的日軍侵華證據，并用英文書寫說明書，然后向國聯調查團實名遞交。這樣的證據匯編符合“國際慣例”，也容易被國聯調查團接受。

河山破碎，時切殷憂，“愛國小組”每次聚會時每人都各飲苦水一杯，以示臥薪嘗膽。在搜集證據過程中，稍不小心就有性命危險，很多事情只能夜間進行。好在，張查理與劉仲明、畢天民都同住一院，倒也方便。在“九君子”中，張查理和劉仲明、畢天民、李寶實均為奉天醫科專門學校的教授。這所學校和盛京施醫院為這件大事做了巨大的貢獻，它也是當時處于地下的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集中點。國聯調查團到沈陽后，奉天醫科專門學校和盛京施醫院也成了被重點關照的地方。那些天，醫院門診部突然來了一批健康人就診，面貌奇特，語音生澀。張查理和劉仲明自然認得出他們是什么人，也知道他們為什么而來。他們暗笑不止，心想：“先生們，你們來得稍遲了些！一個月以前你們來，或者有點用處。現在來，是白來了。一切皆完，早已‘出手’！”

該搜集的證據已經搜集、該做的工作已做。

用時約40天，證據匯編《TRUTH》全部整理、編寫完畢。

張查理的夫人做了一個藍布包，上面繡上“TRUTH”字樣。然后，他們通過傳教士倪斐德、譚文綸等將《TRUTH》交到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手中。沈陽“九君子”最終促使國際社會對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進行了首次定性，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寫下輝煌一筆，《TRUTH》也被收藏在日內瓦的聯合國圖書館。外交官顧維鈞曾經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這條成語。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這樣就無法達到協議。因此，你可能做到的只能是求取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能夠做到這點，對你來說即是大勝。”張查理等已獲“大勝”。

1960年，閻寶航負責收集東北抗日歷史資料，想尋找《TRUTH》存稿。劉仲明回憶說：“那份材料的說明書（指《TRUTH》）原是打印的，當時曾留了一個副本，由張查理教授埋藏在住所的丁香樹下，因日久致水滲入，已腐爛。由現在看，喪失了這份極其有價值的抗日歷史資料，真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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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亡關內 屢任戰時救護隊隊長

1933年，查理夫子被日本憲兵逮捕入獄。

在獄中，他受盡酷刑，始終不屈。次年得釋后，流亡關內。1935年5月，中央大學在南京籌建醫學院，校址在南京四牌樓，設立解剖學科、生物化學科、生理學科。知名內科專家戚壽南為院長，延聘了著名學者蔡翹、鄭集、張查理、童第周、于光元、林飛卿等任教。查理夫子為解剖學教授。

在這一時期，張查理開始組織醫療隊，搶救了一大批為國負傷的抗日將士。

有“紅都名醫”之稱的著名婦產科大夫金茂岳在晚年的訪談錄中對此事有過記錄。當時，金茂岳是齊魯大學醫院住院醫生。盧溝橋事變爆發后，齊魯大學遷至成都，金茂岳因拖家帶口不能遠行而留在濟南。南京衛生署的一名叫王禹昌的齊魯大學老畢業生來到濟南，組織金茂岳和齊魯大學其他未撤離的醫護人員于1937年10月10日在兗州集合。大家到兗州后，王禹昌已回南京。金茂岳等趕到南京衛生署去找他。在那里，金茂岳見到了張查理。“他是南京中醫醫院的外科主任,也是中央大學醫學院的解剖學教授。之前，他組織了醫療隊，任務是在平漢線上救護，有2000元的經費，選了一批大夫和護士組織在一起，他是隊長。結果，醫療隊到了地方，還沒有開展工作，日本兵就打進來，他們的人被打散。張查理便背著一個德國手術包跑回了南京。我們這些人都是醫務人員，但是沒有錢，也沒有醫療器械。張查理是有經費，還有醫療器械包，但是隊員沒有了。”

一邊沒錢、沒醫療器械，可有人；一邊有錢、有醫療器械，可沒人。于是，在衛生署副署長金寶善撮合下，中央大學、齊魯大學合作成立了醫療隊手術組，藥品、敷料由衛生署供應。張查理當隊長，王禹昌當副隊長。

張查理帶領醫療隊手術組來到安徽安慶的一個師范學院，那里有一個重傷兵醫院。

當時的國民黨統治區醫療條件較差，那些軍醫要技術沒有技術，要責任心沒有責任心，所以傷病員也得不到很好的救治。安慶傷兵醫院的情況比傳說中還要嚴重。據金茂岳描述：“醫院里的紗布、紅藥水等敷料多得很。傷員一來，醫務人員就在傷口上點紅藥水，用棉花、繃帶一包就完事了，別的情況一律不管，很不負責任。所以，傷口化膿的、發燒的、死掉的傷員很多。對死了的傷病員,按規定要有安葬費,可是沒人去管。死后的尸體用席子裹著埋掉算是好的，還有不少尸體就扔在外邊無人過問。活著的傷員也多是殘廢，滿街上都是。有的人傷不重就當了土匪，去攔路搶劫。”

張查理的母校奉天醫科專門學校是教會醫院，校訓便是“非以役人，迺役于人”，號召師生一心為病人治病，為人民大眾服務。這句同樣在各地基督教青年會盛行的口號，提倡的便是“愛與服務”。面對此等沒有“愛與服務”的情狀，張查理難過得很。“我們看到國民黨軍醫署管轄的醫院就是這么個樣子，我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看著也很不順眼。這些青年是為了保護國家去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在戰場上受了傷,需要治療。我們想到這些,就認真地為傷病員們醫治傷口。”這是金茂岳的一段內心記錄。

當時雖然藥品和器材都有限，用藥也節省，但從隊長張查理到醫療隊每個人都一心救人，自然有別于那些敷衍了事的軍醫。他們自己制作了達金氏溶液，為傷病員們沖洗傷口。而醫院那些軍醫有怪話要說了，說他們“糊弄人，連紅藥水都沒有”。事實上，很多傷病員的傷口因消毒及時、徹底而沒有發炎、截肢，其中很多人被治愈后又返回前線。

過一段時間，南京也失守了。

悲慘的消息不斷地傳來，安慶也不安全了。衛生署也顧不上他們了，醫療隊手術組撤至漢口。此時，中央大學醫學院也遷移至成都，給張查理打來電報，讓他回成都。金茂岳也接到齊魯大學讓其回成都的電報。張查理買一張船票走了，而金茂岳則留在漢口，參加了當地紅十字會的醫療隊，于1938年1月投奔延安。

張查理來到了成都的華西壩。

梳理種種史料，我們發現，華西壩是中國值得敬重的文化重地。在抗戰時期，成都是內遷教育機構集中之地，與昆明并稱為當時中國兩個高校、名校最集中的文化中心，在抗戰教育史上留下了輝煌印記，而華西壩則是成都最大的亮點。就像稱上海為“海上”“滬上”一樣，很多民國文人也以“壩上”代指成都。在這里，有一所私立教會學校——華西協和大學，以牙科見長，在國內有些名氣，實力并不雄厚，但環境幽靜、校園寬闊。值此國難當頭，這所大學以其博大胸懷容納了從淪陷區流亡到成都的流亡學校：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東吳大學生物系、燕京大學、中央大學醫學院和北京協和醫學院。這七所大學先后來到成都，有的并不住在華西壩，但都按共同專業組織師生共同上課，親如一家，共赴國難。由此，華西壩也成為中國學者名流的集散地，精英薈萃，人文學者有陳寅恪、吳宓、蕭公權、李方桂、顧頡剛、錢穆、蒙文通、呂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學家劉承釗，地理學家劉恩蘭，數學家賴樸吾、魏時珍，天文學家李曉舫，皮革學家張銓等。這里的辦學規模和教學質量并不遜于在昆明的西南聯大。

不過，有一點是昆明沒有的，華西壩還是戰時中國的醫學教育和臨床中心。

擁有一流校舍、教學設備及臨床醫院的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與流亡成都的中央大學醫學院和齊魯大學醫學院聯辦醫院，優勢互補。其中最負盛名的有中央大學醫學院的外科和內科，齊魯大學醫學院的病理學，華西協合大學的牙科、藥學、眼耳鼻喉科。醫學名家戚壽南、董秉奇、程玉麐、張查理、蔡翹、鄭集、陳耀真、侯寶璋、葉鹿鳴、張匯泉、林則、湯騰漢等，皆為國之翹楚。在這些國之翹楚當中，查理夫子留下的痕跡絕對可以說是濃墨重彩。有一個叫戈治理的人，跟吳英愷一樣，受到查理夫子很深的影響。他當時是否在成都、在哪所大學，以我們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尚不足以說明，可有一件事值得說一下。戈治理是跟張查理齊名的醫學名家張同和教授的學生。1937年，還是實習醫師的戈治理為張查理寫的《外科解剖學》擔任校對。張查理提攜后輩，向戈治理提出一個忠告——“任外科醫師前先學一年解剖學”。戈治理很聽話，此后果真兼任局部解剖學教師多年。后來，被尊為“中國神經外科奠基者之一”的他也對醫學后輩說了類似的話：“只要精通人體解剖，條件具備就沒有不敢做的手術！”可見，張查理的忠告影響之深。

而且，張查理在華西壩繼續他未竟的事業——當醫療隊的隊長。

抗戰中華西壩上的師生生活自然是成都抗日救亡運動的一部分。學生常常進行抗戰宣傳，義演、義賣，大唱救亡歌曲，如《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等。而醫生的天職則是救死扶傷。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機首次空襲成都后，全市開始加強應對日軍轟炸的方案。次年春，華西壩五大學戰時服務團倡導成立了五大學國際救護隊，有300多位同學參加。中央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教授張查理、神經科教授陳玉麟和教師陸振山等報名，一些外籍教授也參加了救護隊。大家公推張查理教授為大隊長，張肇基同學為副大隊長。張查理親自擔任教練，訓練隊員如何急救。

每次空襲后，都是救護隊最為忙碌的時候。

1939年6月11日，救護隊經歷了最悲傷的一幕：傍晚時分，27架日本轟炸機轟炸成都，女救護隊員黃孝逴等在學校附近餐館吃飯，聽到警報聲立刻返校，到救護隊集合地點集結。快進校門時，一枚流彈擊中黃孝逴的后腦，她當場身亡。事發后，國民政府教育部和蔣介石通令嘉獎黃孝逴：“……跡其壯烈之慨，與前線陷陣摧堅，殆無二致。矧在巾幗，尤屬難能……”1940年，華西壩女生院修建一座地平式日晷式樣的紀念碑，碑半人高，六邊形，有三層臺階，六面刻有碑文。紀念碑落成時，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向楚撰寫《己卯六月寇機襲成都黃孝逴女士參加國際救護隊殉難周年紀念碑成征題》：“一往當仁與難逢，明褒烈烈見碑豐。自從血染黃泥地，十字花行草亦紅。”

這樣的紀念，不僅僅為黃孝逴，還為國際救護隊，和公選隊長查理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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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戰西北 救人識人育人，夫子善莫大焉

張查理經歷之豐富、活動范圍之大讓人嘆為觀止。剛在成都華西壩看到他，不久又在蘭州的西北防疫處覓其蹤影。據有關史料記載，張查理和他的“愛國小組”老朋友于光元在西北防疫處又當同事，主要從事醫療方面的工作。

抗日戰爭中后期，國民政府先后在抗戰后方的重慶、貴陽和蘭州設立了三家中央醫院，即重慶中央醫院、貴陽中央醫院和蘭州中央醫院，直屬于國民政府的衛生署領導。在蘭州，張查理主持在原西北防疫處醫療機構基礎上，利用西北防疫處面臨黃河邊的兩排馬廄為院址，擴建成立國立西北醫院（后改成蘭州中央醫院），由張查理擔任第一任院長。

當時，地處祖國大西北的甘肅成為抗戰大后方，而蘭州則成為蘇聯援華物資的中轉站，自然便成了日軍飛機進行空襲和破壞的主要目標。為此，甘肅省決定組建蘭州空襲緊急救濟聯合辦事處。1940年1月6日，蘭州空襲緊急救濟聯合辦事處正式成立。1941年5月，蘭州空襲緊急救濟聯合辦事處所辦業務全部被移交甘肅全省防空司令部辦理，辦事處下設總務、醫治、掩埋撫恤、難民收容、救濟等五個組,而醫治組主任正是張查理。

甘肅省檔案館留有對蘭州大轟炸的記載。

1937年至1941年9月，日軍飛機空襲蘭州共36次，累計出動飛機670架，投彈2738枚，造成215人死亡，傷者不計其數。轟炸直接受害最深者則是善良無辜的普通百姓。令人發指的是，一些年幼的生命在還沒有來得及享受生活快樂的時候，就過早地慘死在日軍飛機的轟炸之下。不分貴賤、不分等級，生命體現了令人殘酷的平等。一位名叫莊延賢的人，他家原住在蘭州市道升巷19號，遭到日機轟炸，無處安身，1940年2月2日，他呈文說：“因敵機狂炸，賢住的房屋完全被炸，刻下無吃無住，夜住場院，欲（與）難民相同，又兼天寒，痛苦之情一言難稟，屢相告借，離鄉背井，目無親眷，現下有生命憂，日夜憂思，束手無策，只得呈明下情，懇請鈞座大發仁慈，償洋若干，以救蟻命。”1941年6月22日，日機轟炸蘭州時，鄧寶珊將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長）的夫人崔錦琴攜次女倩子、次子允文、三子允武在黃河北棗樹溝躲避，壕洞塌陷，四人均亡。鄧寶珊將軍看完電報后沉默不語，雙目含淚，三天粒米未進……

日軍瘋狂的轟炸使甘肅人民身處危難，大批民眾流離失所，苦不堪言。如何妥善收容和救濟傷病人員及離散難民，已是國民政府方面的當務之急。1941年5月23日，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致電重慶的振濟委員會：“敵機本月馬、養兩日襲蘭，在城內及近郊投彈百余，城南一帶損失甚重，乞撥款救濟……”

檔案中，有一份西北醫院院長張查理1941年9月18日致政府方面的公函，里面寫道：“本市除本院外，另有一二公教會所醫院，且其床位，亦屬無幾，即本院醫床，亦不過60張，經常即不敷用。上次空襲之時，曾竭力拼湊，一共收容傷者5人。嗣后不幸，再遇轟炸，深恐限于實際，無從拼湊，收容必致困難，且因本院無房檐與過道，可充臨時安置病床之處，如遇無床之時，不置病者于露天，無法收容。置病者于露天，則于心不安，為未雨綢繆計，務請貴處妥籌完善之策，以免臨時竭蹶及市民之責難。”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張查理寫這份公函之日正是九一八事變爆發整10周年的“祭日”。

查理夫子還是堅持著戰時醫療隊長的本色。

他護佑百姓的同時，也護佑了醫學的根苗。抗戰勝利前夕，有一個叫尚德延的沈陽人，被他“引進”到蘭州中央醫院任住院醫師。其實，我們在2015年便對尚德延很熟悉了。因為我們推出的大型系列報道《東北中山1934-1946：從一所中學的流亡抗戰看民族崛起》講述的是當年東北中山中學一路流亡、讀書報國的故事，而尚德延是在北平、尚未南遷的東北中山中學（知行中學）的早期校友，他后來成為中國現代麻醉學的奠基者之一。可在那時候，他還是小醫生，因工作兢兢業業，有著堅實的外科學基礎，深得院長張查理的賞識。由于當時中國麻醉事業處于空白狀態，1947年底，張查理便派尚德延去美國芝加哥主修麻醉學。他也不負眾望，在很短時間內便成為美國麻醉醫師學會的會員。1949年以后，他帶領中國麻醉醫生們開始艱苦創業，于1979年牽頭籌備成立了中華醫學會全國麻醉學會并任第一屆主任委員。

就在尚德延到蘭州中央醫院任職后不久，查理夫子的得意門生吳英愷也應邀來到蘭州。名義是避暑，卻被安排了任務。“他約我和婁克斯教授到蘭州避暑，住在蘭州中央醫院，為期約一月。我和婁克斯都做些手術，巡診和學術報告。工余，乘羊皮筏子橫渡黃河，同游興隆山，謁成吉思汗墓，情趣多樣，令人難忘。”

其實，還有一個人繞不開，她是有“孤身求索的提燈女郎”美譽的黎秀芳。

1942年1月13日，對于從護校畢業后來到大西北、只有25歲的黎秀芳來說，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天，蘭州中央醫院正式落地開張。來住院的第一位病人是個難產的婦女，她在張查理的帶領下，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迎接了一個小生命的誕生。她說，這是她所從事的神圣事業的開始。1943年11月的一天，她正在病房伏案抄寫病歷，又被召到院長辦公室。張查理對她說：“黎秀芳,中華護理學會總會為了開發西北的護理教育事業,決定由我院創辦西北第一所公立職業高級護士學校,我們考慮你兼職護理教員最為合適。你同意嗎?”黎秀芳感覺突然，遲疑一下，說：“你們信任,我就愿意!”于是，她成為了醫院護理部副主任兼西北第一所高級護理學校護理教員，參與高級護校的籌建工作。1948年,黎秀芳被晉升為蘭州中央醫院附設高級護校的校長。1950年8月，已是中國著名護理專家的黎秀芳來到北京，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并被中華護理學會選為副理事長。有意思的是，我們查閱資料時還查到了張查理編著的一本名為《救護》的書。顯然，他對護理學早有研究，這可能跟他的幾次救護隊長經歷有關的。

查理夫子，救人、識人、育人，善莫大焉。

查閱資料時，我們還有兩個發現——

查到了一件民國時期蘭州中央醫院診斷書，患者名為劉敏。診斷書有張查理的鈐印，還有主治醫師樊毓麟簽名。而樊毓麟，這位查理夫子的身邊人也不簡單，是著名皮膚科專家。在蘭州軍區總醫院的院史介紹中，樊毓麟1949年創建了西北地區最早的皮膚科室之一。

張查理還跟蘭州大學有些關聯。2009年，蘭州大學喜迎百年校慶之時，該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吳景山發布一份珍貴史料——《甘肅省立甘肅學院要覽（三十年度）》——以展示往日蘭州大學的真實狀況。我們發現，張查理和另兩位“九君子”成員于光元、李寶實均為教授。這份教授名單未超過20人，其余為講師。在《國立蘭州大學（1946-1949）學術成果目錄》中，張查理的《解剖生理學》《保健淺說》《外科使用解剖學》赫然在列。

1949年8月26日蘭州解放后，蘭州中央醫院和蘭州中央醫院附設的高級護士學校被第一野戰軍接管。解放軍接管后的蘭州中央醫院先是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第一醫院，后來改組為西北軍區總醫院（后又改稱蘭州軍區總醫院）。據有關資料記載，張查理先后擔任蘭州陸軍總醫院院長、西北醫院外科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西北行政委員會衛生局長。而在《中華醫學會七十年大事記（1915-1984）》中記載了他兩次當選中華醫學會副理事長的情況。1950年8月23日-27日，中華醫學會在北京舉行第十六屆大會，聽取了周恩來總理“建設與團結”的報告，選出理事55人、候補理事15人。李德全、賀誠為榮譽理事長，傅連暲任理事長，張查理與胡傳揆、姚克方、陳志清、白希清、富文壽任副理事長。在此期間，外科學會還召開第三屆大會，選舉張查理為副主任委員，而他的學生吳英愷則為主任委員。1952年12月14日-17日，中華醫學會在北京召開第十七屆大會，改選理事會，傅連暲連任理事長，張查理連任副理事長。而在1956年7月第十八屆中華醫學會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期間，傅連暲還是理事長，但張查理已不在副理事長行列。1950年代，他還擔任過國際外科學會中國分會會長、解剖學會秘書長等職。

經歷1950年代的短暫風光后，張查理便“消失”了。

吳英愷回憶說：“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雖然不久即行摘了右派帽子，但所受打擊沉重，被調任天津醫學院解剖學教授，從此銷聲匿跡，在郁悶中度過晚年，1976年逝世。”關于張查理逝世時間存有爭議，多數資料及其著作簡介中，說是1970年。是吳英愷記憶有誤？鑒于張查理后半生的資料稀缺，我們的這篇文章標題也便定為《查理夫子：醫學救國半生記》，他的后半生尚待進一步補充……

對于查理夫子來說，這半生已然足矣。

查理夫子在神經外科學、解剖學、護理學皆有極高造詣，他的學生或者深受其影響的人往往被冠以奠基者、開拓者的名頭，群星薈萃。然而，在這些耀眼的星星中，查理夫子無疑是那顆最亮的。他，本應有更高的影響和地位，遺憾的是如今只是“活”在少數業內論述、零星歷史記載和老朋友的回憶中。

把歷史還給歷史，把事實還給事實。這也許便是寫這篇文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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