闊別50年 她們在“故鄉“新縣聚首過年
世上有朵美麗的花,那是青春吐芳華。
-----題記
1987年秋,我在卡房胡河小學當老師,一次和一個老教師坐班車去縣城。班車上,他和一個中年婦女打招呼,喊她“耿校長”。
我被這個“耿校長”的容貌驚呆了,稱得上是“風華絕代”,微微的卷發,端莊大方,高雅溫暖的淺笑,聲音如春風吹過。我當時聯想到的人是“宋慶齡”,音容笑貌,自帶一種高貴典雅。
我奇怪,卡房這深山老林的,怎么會有這樣的女性?那位老教師說,她是鄭州的知青,叫耿景共,“扎根”農村,在這里結婚成家。鄭州的知青就她一人沒有回城,原來是卡房小學的校長,現在縣城關中學當老師。
鄭州的知青“上山下鄉”,去新縣的比較多,周河、泗店、陳店都有。卡房鄉也是一個據點,大概40人左右,分散在幾個大隊的生產隊勞動。
我在卡房就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這里的很多農民,會打籃球、乒乓球,都是鄭州的知青教的。
我在卡房中學時,我們文科組、理科組老師在學校前面的操場舉行籃球比賽,中學隔壁的村子是古店村窯灣,村民在操場周圍的水田里插秧。看我們比賽,他們來了,“窯灣農民隊”要和我們中學的老師“干一場”。
他們從秧田上來,洗洗腳,光著腳板子,挽著褲腿,和中學老師比賽,在砂土地的操場上奔跑。他們個人能力都好,但沒組織,一會兒隊形就亂了,輸了。他們有些不服,說裁判、中學的體育老師胡名利偏心,亂吹他們“帶球走”。
古店村是卡房政府所在地,當年的知青不多,多數知青在卡房村,20人左右,包括耿景共。卡房村即是清代設的鹽卡所在地,距卡房街3公里,與湖北交界,“卡房”的名稱由此而來。
卡房小學我去的很多。
那屆我們9個師范生只有兩個分到村小學,另一個就是分到卡房小學。卡房村人口多,學生多,老師也多,周日,有炊事員給老師做飯。我就從胡河去卡房小學,去同學那兒吃飯。
卡房小學建的好,比胡河小學好多了,面積大,教學區、生活區、運動區分開,校門前還有一副對聯:看他日良材承大廈,賴今朝血汗番番滴。這是趙樸初老先生的詩句。
學校的老師說,這都是“耿景共校長”的功勞,她先是在這里當老師,后來又當了6年校長,建起了卡房鄉最漂亮的小學。
她那時是“知青模范”、名人,在當時的信陽所屬的九縣一區做巡回報告,有很多單位支持她“扎根山區”,幫助援建校園。
再見到耿景共“耿校長”,是在1996年的鄭州,我那時已在鄭州一家報社工作,她回鄭州照顧病重的母親。因了一些機緣,我去了她家,一起聊卡房,聊她的家世,她的“黃金時代”----
少年:陽光燦爛的日子
耿景共出生于1949年,與共和國同齡,是真正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
她的名字是父親取的,父親說:毛主席、共產黨是中國的大救星,遂把女兒取名“景共”,父母都在地稅部門工作。父親是輔仁大學畢業生,雖然出生在地主家庭,但為新中國的誕生而激動,真心擁抱新中國,擁抱新世界,投身新建設。
“景”字,本義是“日光”的意思,引申義是“仰慕”。也可以做動詞用,“景從(讀yǐng 影音)”,“緊密追隨”的意思。“景”與“影”通假,同音同義。我想,她的父親是希望自己的女兒,“一生像影子一樣追隨毛主席、共產黨”,形影不離。正好姓“耿”,就是“忠心耿耿”。
5歲的時候,父親過早地因病去世,耿景共和母親生活在一起,但這絲毫沒影響她快樂的童年。到了上小學,因為聰明、漂亮、學習好,會唱歌跳舞,“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沐浴在黨的陽光雨露下幸福地成長”。
引用一段耿景共“自述”里的一段話:從我懂事起,我們就接受黨的教育,感謝黨和毛主席給我們帶來了幸福生活。每當我唱起“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心中是自豪感倍增的。所以,“祖國萬里河山在等著我們,世界革命人民在期望我們”。樹立為祖國奮斗終生的雄心壯志,為革命貢獻青春的遠大理想確實是發自內心的。
1966年,耿景共初中畢業,文革開始了,學校停課,高中停辦。學生寫大字報,斗走資派,搞大辯論。隨后是“紅衛兵串聯”,高舉紅旗,徒步去井岡山、韶山等圣地,“最高指示”是“多一些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坐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走著長征路,心向天安門”。
1968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開始了。耿景共是獨生女,還是單親家庭,按照政策可以留下來。但她積極要求,到最偏遠的農村去 ,“心紅不紅、忠不忠,看行動”,“下鄉光榮,留城可恥”。不下鄉,怎么能證明自己不是“口頭革命派”呢。
耿景共寫了“決心書”,是一首詞:“主席揮手我前進,上刀山,下火海,萬里征途不辭道路難。為保血染好江山,血汗灑,心甘愿。祖國天地多壯闊,好兒女,志向遠,移山填海日月換新天。待到五洲紅旗展,捧寶書,笑開顏。”
還是引用耿景共“自述“里的一段話:“從小學到中學,我都是學習成績出色,表現優秀,每個學期都是班干部。我有遠大的理想,我要做搏擊長空的雄鷹,絕不做蜷縮在屋檐下的家雀……那么,上山下鄉這個考驗我們的時刻到了,我怎么能退縮,怎么能落后呢?
1968年9月27日,我滿懷獻身祖國的萬丈革命豪情,和同學們一起,來到了新縣卡房公社卡房大隊李墩生產隊插隊落戶。”
知青:激情燃燒的歲月
和耿景共一起到卡房的鄭州知青有40人左右,那時新縣城到卡房不通車,70公里,走了兩三天。
知青們住在臨時搭建的土坯茅草房里,男女床鋪中間用草簾子隔開,和社員一起出工掙工分,同吃、同住、同勞動,鋤草、挖溝,挑土推車撿糞,抬石頭修水庫……
一個唱著“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的城里姑娘,就開始在卡房的深山區“滾一身泥巴,染一顆紅心”了。
讓他們自豪的是,這年的12月,最新的“最高指示”發布:“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他們提前貫徹了“最高指示”三個月。
耿景共在卡房勞動時“闖了一次禍”,和兩個女知青下水庫游泳。大姑娘在水里游泳,嚇壞了當地的村民,讓貧下中農狠狠“再教育”了一番。
耿景共當“農民”時間并不長,大概半年。1969年春,生產隊的耕讀小學(教學點)老師被調任大隊小學教學了,生產隊長派她當生產隊耕讀小學的老師。
這時是“貧下中農進學校”,有文化的老師是“臭老九”,下放回家勞動。“貧下中農老師”識字不多,當地農村人還是感覺哪里不對,總感覺孩子還是“識字”好。“臭老九”不能教,知青可以,知青識字,又是“毛主席派來的”,可以當老師。耿景共就成了生產隊小學的“耿老師”了。
這年冬天,發生了一起知青的傷亡事故,修建水庫的工地上,一位叫彭漢生的女知青,被放炮炸石頭飛散的石塊砸中頭部,不幸身亡。追悼會上,耿景共代表全縣知青發言: “漢生,你放心吧!我們不會離開你的!你沒有走完的路我們一定要堅持走下去。” “留下來,不離開”,這個念頭開始生根。同學為革命,犧牲了生命,她不能拋下她。
還有,山區里的孩子要識字,也離不開她。
70年開始,就陸陸續續有知青招工回鄭州了。
耿景共決心“留下來”,給母親寫信:“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我要在農村做出點成績,現在什么成績都沒有,灰溜溜的返回鄭州怎么對得起毛主席?”
1972年10月,是鄭州知青最后一批招工回城的日期。她的母親隨招工單位來到卡房,懇求女兒回去。
母親甚至以“斷絕母女關系”、“就當沒你這個女兒”要挾,耿景共依然“殘忍”的拒絕母親,看著母親花白的頭發、佝僂的身軀蹣跚地走上車,淚如雨下,“忠孝難兩全,革命不能半途而廢,我一定要經受住考驗。”
母親和最后的兩個知青走了,耿景共留下來了。她是唯一一個留在卡房的鄭州知青。她在日記本上,一遍又一遍地抄寫:“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腳踩污泥,心懷天下”。這是知青模范董加耕的名言。
同學來信了,“你不覺得孤獨寒冷嗎?”
“跟天真可愛的學生在一起,我不孤獨;跟純樸善良的貧下中農在一起,我不寒冷……”
1973年,耿景共結婚了,愛人是卡房大隊的村支書。她的母親沒有來參加女兒的婚禮。
留在卡房的耿景共隨后有了一系列的榮譽和光環:1974年5月,共青團新縣縣委、新縣婦聯做出了“關于開展學習下鄉知識青年耿景共先進事跡的決定”;1975年5月,《河南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在紅色土地上扎根》報道她的事跡。報道發出后,參加信陽地區“堅持鄉村的偉大勝利”演講報告團做巡回九縣一市的演講報告。
耿景共當上了卡房小學的校長。她雙腳踏著風琴,手指在黑白琴鍵上跳躍,教孩子們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新年組織孩子舉行文藝演出,周邊群眾都來觀看。學生、村民都喜歡這個漂亮的“洋老師”。
1984年,幾輛越野吉普車沿著崎嶇山路,艱難來到卡房小學,來的的是鄭州市劉副市長,陪同的是新縣縣長。這年,新縣劃定為鄭州市的對口支援縣,劉市長是耿景共的初中老師,他沒忘記當年那個“一直扎根山窩窩”的學生。“耿校長”隨后到鄭州師范學校、鄭州教育學院進修。1987年畢業后,依然返回新縣,在城關中學當老師,后調任縣中心幼兒園當園長。
晚年:下深圳打官司
1994年,母親病重,耿景共辦理了“停薪留職”手續,回到鄭州母親的身邊。在鄭州的私立小學當老師,一邊打工,一邊陪伴母親,到了該“盡孝”的時候了。
“送走”母親,耿景共出發了,到南方,到深圳當老師。
耿景共有三個孩子,大的是兒子,在老家工作。還有一對雙胞胎女兒,隨后跟隨母親去了深圳。
深圳有高樓大廈,有霓虹閃爍,還有藍天白云,沙灘海風。
生活工作在繁華的深圳,“還是時常念想在卡房的知青歲月”,一代人的奉獻犧牲,換來今天的現代化建設成就。
汗水流得值,青春何談悔。
2008年秋,鄭州的百余名知青回到新縣,四十年后再聚會。去陳店,去泗店,到周河,進卡房去看望了那個永遠長眠在那兒的同學。看到老鄉在割稻子,紛紛下田。
花甲之年,時光倒流從前。《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在卡房山區的稻田響起。
耿景共這時已從深圳回來了,在縣城和兒子一家住一起,幫助照看孫子。清明的時候,回卡房,“看看漢生”。
生活是安靜幸福的,兩個女兒在深圳成家,偶爾去深圳度度假。
打破這種寧靜的,是一起意外慘劇:2016年中秋前一天下午,不到兩歲的小孫子在新縣火車站不幸身亡。
爺爺帶著小孫子在火車站前廣場玩耍,一不留神,幼童通過出站口的柵欄門中間縫隙鉆進去了,那個門是鎖著的(新縣是小站,經停列車少),爺爺急的拍門喊“回來”,看著孩子爬下站臺,爬上鐵軌。爺爺瘋了似跑到大廳,等找到值班人員進站,孩子趟在站臺臺階上。呼嘯而過的列車,巨大的氣浪把孩子掀起來,摔上站臺。
鐵路方面認為,他們沒多大責任,鐵柵門的間距設計符合國家標準,責任主要由“監護人承擔”。
67歲的耿景共為給孫子“討個公道”,決定打官司。年近古稀的老太太自學法律,查閱相關法律法規。去鐵路沿線的潢川站、麻城站測量柵欄門間距,尋找證據。
一審、二審,贏了,鐵路方面承擔75%的責任,賠償。
附記:
如煙往事稠,夜半入夢來。如今,68歲的耿景共老師在縣城過著平靜的生活,偶爾回卡房,還和老鄉一起上山砍柴。
今年3月,縣政協讓她寫一份“自述”,她在結尾處寫道:時代決定了我們的思想意識,我的思想決定了我的選擇和我的命運。時光不會倒流,人生也不可能重新來過。即使我現在已經白發蒼蒼,日益老去,胸中一顆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心依然沒有改變。
毛主席有句話一直是我的信念:“人是要有點精神的。”
2017年12月29日于鄭州
來源 紅薯南瓜 二更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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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陳超
審核:李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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