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臨 城 探 秘（六）

臨城探秘（六）

喬壁星

張連鋒

作為一個官員，要想讓歷史所記住，沒有比清正廉潔更有效地方法。有人說，做個惡人也可以。但作為惡人，你必須是個大惡人，惡到可以亂國、可以危及當權者的政權，否則很快會被遺忘。臨城人之所以會記得喬壁星，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官，是個大官，而且是個清官，所以一直被人所傳頌。

喬壁星（1550-1613），字文見，號聚垣，原名北星，后改名壁星。嘉靖四十五年（1566）壁星18歲時為游縣庠生（到外縣入學的生員，俗稱秀才）；二年后，取得廉膳生員資格（入學生員名目之一）。萬歷四年（1576）中順天府鄉試第66名。萬歷八年（1580）殿試三甲。同期狀元為張居正之子張懋修，榜眼是當時被稱為“兩蕭”的蕭良有，探花是后任《大明會典》纂修官的王庭譔。喬壁星聰明才智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此可窺見一斑。

萬歷十年（1852），喬壁星到中牟縣任職。首先做的是均徭役、減賦稅。政令總是和環境有關，尤其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喬壁星所做的這些，也和當時的大環境息息相關。1581年,為增加明朝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學士張居正下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開展了清查土地工作。喬壁星一上臺，就對中牟縣的土地進行了徹查，清理隱田450余頃，開墾土地300余頃，減免公糧6000余石，人民生活逐漸富裕。處在基層的人民也許不記得什么一條鞭法，也許早已忘記了張居正，但他們卻記住了這一個縣令。他重農，主張興水利。被稱為鴻溝的賈魯河造成中牟縣多洪水災害。喬壁星到此后，大興水利，修渠筑堤，萬歷十一年（1583）喬璧星修賈魯河橋，改木橋為石橋。整修完畢后，在南湖修建蒲蘆亭紀念，蒲蘆亭成了文人才子納涼祛暑的好去處。其他諸如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加強社會治安、抗蝗災樁樁件件，都在為民謀福祉，不再細說。說說他做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重修了《中牟縣志》。中牟縣志，明正德十年（1515）由主纂韓思忠、同修張啟編纂了中牟縣第一部志書。萬歷十二年（1584），喬壁星主持編纂了《中牟縣志》，可惜的是目前沒有發現藏本。同時，沒保留下來的還有萬歷二十五年陳幼學主編的《中牟縣志》，都是萬歷年間的縣志，都沒有保存下來，由于何種原因，又有什么什么，也無從可靠。萬歷十四年（公元1586年），提升為山東道監察御史。當喬璧星離任時，全縣人民無不感激，立生祠20多所，頌揚他的功德。

明監察御史，均為正七品官，負責“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主斷，官位不高，權勢頗重。相當于目前的檢察院、巡視組。當時，對于監察御史，選擇甚是嚴格，宣德十年（1435），宣宗帝就推出“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移咨吏部，審察不謬，然后奏除。其后有犯贓及不稱職，舉者同罪”。可見其位置之重要性。但是，自從萬歷十四年，神宗自九月望后連日免朝，不在關心朝事，萬歷15年之后，更是開始怠政，不上朝，不見大臣。萬歷帝的怠政，使明王朝中央政府幾乎陷于癱瘓，從此回天無力，以致《明史·神宗本紀》中指出，“明之亡，實亡于神宗”。喬壁星在此時為監察御史，就是想干出點事跡來，恐怕是很難的。

就這樣，一年時間匆匆過去，皇帝怠政越來越厲害，在狀元宰相申時行的建議下，章奏留中越來越多，創歷朝歷代之最。萬歷十五年（1587）是京察之年，京察每六年舉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將被考核。各地巡撫由于帶有都察院御史的頭銜，所以也同于京官在考核之列。京察的結果，凡由進士出身的職官只有33人降級或罷免，而且這33人，沒有一個出于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這些傳統上最富敏感的機關。喬壁星就是這一年被差往江南催督漕運，漕運即運送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的漕糧運輸。這件事對于喬壁星來說，因沒有私心，秉公辦事，事情也就簡單多了。一年后，萬歷十六年（公元1588年），復命巡按應天，開始他的巡按工作。

從萬歷十六年（1588）到萬歷十九年（1591），先后巡按應天、山西一帶。巡按，代表皇帝巡視地方，各省及府、州、縣行政長官皆為其考察對象專門負責監察，一般不理其他事務。喬壁星每次出巡歸來，身邊只有幾卷圖書，并在大道口把自己的行裝打開翻檢以示人看，目睹者嘖嘖贊嘆，真可謂"一片貞暢全為國，兩袖清風萬里歸"。萬歷十九年(1591)九月，以親病給假歸省。十一月丁父憂，閏十一月丁母憂。按當時的禮數，需回家守孝三年，張居正就是因未回家守孝，到后來被人大加指責，進而再上綱上線，落得悲慘的結局。萬歷二十二年甲午(1594)十一月初十日，封二親合葬于本鄉祖瑩至東南百步立新兆焉。有記載萬歷二十一年（1593）喬壁星巡視京營一帶，適逢有星異變化（星的反常現象），他便趁機上書皇上，指陳時事利害得失，都切中當時政治弊端。但是，這一時期，是喬壁星在家守孝期間，可見這一記載，不足為信也。

喬壁星萬歷二十四年 (1596)四月服闋，萬歷二十五年 (1597)復除原缺。萬歷二十六年 (1598)掌京畿道，照刷北京文卷。萬歷二十七年 (1599)升順天府府丞，尋署府尹事。這幾年可謂順風順水，芝麻開花節節高呀！可是，人的命運和歷史一樣，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古人說，“月滿則虧、水滿則溢”、“物極則反，命曰環流”、“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他的命運在萬歷二十八年（1600）有所改變。當年他被提調科場，以編號過嚴，被忌，疏請歸里。在這一期間，他走遍了臨城的山山水水，臨城嶺西村東南250米便有他刻于明朝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的石刻，“何時跨鶴西歸去，王母瑤池醉酒杯”可見其懷才不遇的感慨。

萬歷三十二年 (1604)復起原官，三十三年 (1605)大理寺左少卿，是年冬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四川，是喬壁星的傷心地，諸事不順，在蜀8年，孫子病死，妻子病重，九次"疏歸"不準，后有人對他控告誣陷，卻一次報準罷了官，從此杜門謝事等候兩年，才得回來，但終因憂郁成疾，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正寢。死后，由于家里無錢不能埋葬，賣縣城內宅院一所，山莊一座，得百余金才了結了喪事。這樣的結果，看起來令人有點心疼，但也總算壽終正寢，比起張居正來，好的多了。可喜的是臨城人民永遠的緬懷他，對他來說，這已經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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