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滸之戰時，東路的劉挺敗亡于阿布達里崗，具體地點在今天的什么地方？有什么出處？

導讀：薩爾滸之戰時，東路的劉挺敗亡于阿布達里崗，具體地點在今天的什么地方？有什么出處？ 薩爾滸之戰為何失敗？

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努爾哈赤于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正式稱汗，是為清太祖；國號“金”，史稱后金。

1618年四月，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告天，興兵反明，正式拉開武裝反明的大幕。后金軍隨即攻取了撫順，收降明撫順守將游擊將軍李永芳。明遼東巡撫李維翰聞訊，立馬派兵馳援撫順，敗績，幾乎全軍覆滅。敗報傳至京師，舉朝震駭。

四月，明廷任命楊鎬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1619年二月，明遼東經略楊鎬誓師伐金，兵分四路進擊。西路軍由山海關總兵官杜松為主將，由渾河出撫順關（今撫順市東關嶺山），攻后金之西；南路軍由遼東總兵官李如柏為主將，由清河（遼寧本溪縣清河鄉）出鴉鶻關，攻金國之南；北路軍由總兵官馬林為主將，由開原出靖安堡，攻后金之北；東路軍主將為總兵官劉綎，從涼馬甸（寬甸縣與桓仁縣一帶）出邊，與朝鮮兵馬分路并進，攻金國之東。四路兵馬中，以杜松的沈陽一路為主力，直指赫圖阿拉。楊鎬坐鎮沈陽，明軍兵力十萬有余，其中朝鮮助戰友軍一萬三千人。

主力杜松一路首先戰敗于薩爾滸山（撫順市大伙房水庫附近），驍勇善戰的猛將杜松中箭殞命，明軍大潰。后金軍首戰告捷，隨即回師，于三月初二擊潰明馬林北路軍。努爾哈赤不敢歇氣，趕忙命令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四貝勒皇太極星夜兼程迎戰劉綎。

劉綎治軍嚴，行軍排陣極有章法，攻守自如，且所部炮車火器甚銳；劉綎本人又勇冠三軍，手中鑌鐵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有萬夫不當之勇，實不易對付。為了對付這個勁敵，后金遂采用騙術去賺劉綎，派出明軍降卒手持杜松令箭，前去欺騙劉綎說，西路軍已經逼近敵城，請劉將軍督促兵馬速速挺進。劉綎并不知道杜松已經戰死，急令拔營東進。三月初四日清晨，劉綎接到探馬回報，說嘉哈嶺（今新賓縣紅廟子鄉大青溝與桓仁縣洼子溝村之交界山嶺）外絕無敵警。劉綎遂放心大膽地催軍快速前行。急行軍數十里，明軍有些不成行伍了。

這期間，經略楊鎬聞報杜松、馬林兩路敗報，急忙傳檄李如柏、劉綎火速撤軍。李如柏得檄回撤，而劉綎軍涉險深入三百里，沒有得到任何信息，仍然按計劃前進。劉軍行進至阿布達里崗（今新賓縣榆樹鄉噶巴賽村南，桓仁縣交界處），逼近了后金都城赫圖阿拉。

再說，大貝勒代善奉命率領三萬余精騎乘夜疾馳，三月初四拂曉過嘉哈嶺，隱伏于山谷間。見明軍進入伏擊圈，代善立即出其不意率軍殺出；四貝勒亦率領右翼軍居高臨下沖殺下來。劉綎輪動大刀，率領明軍進行殊死搏殺，雙方呈勢均力敵態勢。大貝勒見一時拿不下對手，急中生智，率領左翼軍打著杜松軍的旗幟，穿著明軍衣甲，騙入劉綎陣營鼓噪沖殺，來了個中心開花。明軍猝遭內襲，頓時大亂崩潰。劉綎邊打邊退入后軍，砍死數十人，終因寡不敵眾，力戰至最后一絲氣息，壯烈捐軀；一說自盡。

明、金薩爾滸之戰，明軍陣亡各級軍官三百一十余人，尤其可惜的是折損了杜松、劉綎二位猛將；陣亡士兵四萬五千八百七十余人，損失輜重不計其數。明、金雙方在遼東的攻守之勢因此逆轉。

名將劉綎戰死的阿布達里崗在今遼寧省新賓縣榆樹鄉噶巴賽村南，與桓仁縣交界處；即桓仁縣西北，新賓縣西南。出處為《清通鑒》與《中國歷史大詞典》。

阿布達里岡位于今天的遼寧省新賓縣西南、桓仁縣西北部地區，出處《明史-劉挺傳》《開原縣志》

薩爾滸之戰為何失敗？

雖然 明軍在薩爾滸慘敗，但也不是十一萬明軍片甲不留好不？

按《三朝遼事實錄》里的記載，明軍“主客出塞官軍共八萬八千五百五十余員名……陣亡……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員名……陣亡軍丁共四萬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陣失馬、騾、駝共二萬八千六百余匹頭只，今陣回見在并招集官軍共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余員名。 ”

依據這則記載，薩爾滸之戰，出征88,550名明軍，陣亡46,180名，生還42,360名。

至于為啥明軍會在薩爾滸大敗，這個話題可以說是討論爛了。

很多歷史愛好者都知道是“分進合擊”的四路明軍遭遇“任他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后金軍主力各個擊破。但其實“分進合擊”一種很常見的戰術。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戰術，是因為古代條件下，后勤運輸手段有限，導致長距離后勤補給效率低，單位地理區域的補給輸出也有一定限度的，故而組織十萬級別的大規模進攻時，古人往往習慣把大軍分開，以分擔后勤的壓力。

另外，參加過集體活動的讀者肯定都會懂得，在道路寬度有限的情況下，大量人員一起移動，往往會形成一條很長的人流，軍隊行軍更是如此。比如1866年普奧戰爭期間，普魯士一個包含42,512人、13,802匹馬、90門炮、1,385輛運輸車的軍，要占用43.5公里長的道路。這個在軍事術語方面被叫做行軍長徑。而明代根據抗倭英雄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十四卷本里記述， “ 路狹，挨次每一營鴛鴦陣雙人行……前路寬一丈（約3.2米）……是二鴛鴦陣平行……前路約寬一丈之外……是三鴛鴦陣平行……前路約寬二丈……是四鴛鴦陣平行”。根據其記述推算，明軍行軍時單人的寬度大約在0.8米。另外，根據對近現代部隊行軍的研究，步兵行軍期間前后的距離大約在1.5米左右，而騎兵則是2.5到3米左右。

薩爾滸之戰中，明軍總兵力為88,550人，朝鮮盟軍的兵力為13,230人。這十多萬步騎兵，就算按步兵6人、騎兵4人并排行軍估算，明軍行軍長徑將達到36公里以上，即前軍已經走到薩爾滸、而后軍尚在撫順城剛出發。顯然，這樣的一字長蛇陣，即無法作戰，也無法保證行進速度，更沒法保證后勤供應。

而且，赫圖阿拉周邊群山環繞，山谷之間河流彎延，不利大軍行軍與展開。比如《讀史方輿紀要》記載 “ 五嶺特為險峻 ” ；兵部官員董承詔奏報 “ 越三關、逾五嶺，聞其險隘之處，車不得方軌、馬不得并馳 ”；扎喀關， “ 兩山對峙，溝深峭陡，地勢極為險要 ” 。

總之，受限于地理和后勤條件，明軍要想執行攻擊赫圖阿拉、進剿后金這種外線作戰任務，只能采取分進合擊的戰術，“沒有合兵一處滾動前進的可能，即沒必要也沒有可以實現的地理環境（對于明軍而言）”。

而這種分進合擊戰術執行成功的關鍵點，在于各支部隊能夠按照戰前約定的時間，準時抵達應該抵達的地點，彼此呼應，相互掩護。

對此明軍在出戰前也進行了相關紀律的申明。比如違期逗留、觀望不救援，主將以下領兵官皆斬等紀律。但是即使三令五申，如果軍隊缺乏足夠執行戰術行動的能力，所有的紀律也就等于沒說。

首先，成問題的是，這次明帝國出動八萬八千人左右的明軍是從各地抽調過來的。明軍的具體構成如下: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各發精騎一萬；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四處，各發精騎六千；川廣、山陜、兩直，各發步騎兵五七千不等；浙江發善戰步兵四千；永順、保靖、石州各處土司兵、河東西土兵，數量二三千不等。很多明軍因為被抽調到千里之外的異地作戰，求戰之心不強，甚至“伏地哀號不愿出關”。

另外，明? ?當時的制度是武官不能擔任大軍主帥，而是由更高階的文官調度全局。四路的率軍總兵杜松、馬林、劉綎、李如柏聲望地位相仿、互不隸屬。同時，明軍為了彌補兵源短缺，不得不讓一些有臨陣脫逃劣跡的官兵也參與作戰。比如，曾經對后金軍望風而逃的撫安堡備御毛鳳文、游擊鄭國良、白家堡備御周守廉、三岔兒堡備御左輔，都沒有被嚴肅軍紀，相反獲準戴罪立功。而這種行為，其實本身就是對軍事紀律的一種破壞。

士兵來自各地，彼此之間并不熟悉，士氣不振；主官又缺乏合作的基礎，更沒有建立應有的指揮序列；軍紀又沒有得到。這樣一支軍隊，要求他們在人生地不熟、地形復雜的敵占區，實行對時間、地點與行軍速度要求很高的“分進合擊”戰術，其難度可想而知。而遼鎮明軍素有輕敵冒進的風氣，現在軍隊里又有臨陣脫逃不受處分的逃兵，其結果自然是“勇者獨進，怯者獨退”。

其實面對缺乏地利與人和，準備又不夠充分的“分進合擊”戰術，其實領軍的總兵也大都看出問題。比如馬林表示，“王師當出萬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執取罪人，傾其巢穴。”劉綎則提出，“地形未諳”，應推后進軍的日期，到四五月份出兵為好。他同時也對這支由各地兵馬所組成的明軍戰力表達了不信任，希望能抽調川貴士兵兩萬，就能“獨擋奴酋”。然而，遼東經略楊鎬只答應讓他調八千川兵，結果到出發前，劉綎麾下的川軍也只有不到五千兵力。而杜松對于這次出兵也持有異議，他認為朝廷兵餉不足，士卒又久未經過訓練，各營彼此又不熟悉，將領之間的關系也不協調，根本就不滿足大規模興兵的條件。然而，當時明軍的體制，武官只有列席議事資格，卻沒有軍事決策權，只能被動執行文官的命令。結果，那幾位總兵的意見與建議，全都被楊鎬置之不理。

而明軍原定二月二十一日出兵。之后由于十六日開始降大雪，只好推遲出兵日期。可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大臣，卻認為等待下去是耗費錢糧，于是一再催楊鎬進兵。結果，明軍就在準備不充分、內部問題重重的情況下，貿然開赴人生地不熟的遼東作戰。也就是說，明軍這次出兵，中國傳統兵家所重視的“天時地利人和”全都存在問題！

說到這里要說明的是，明廷之所以在種種不利條件下，還選擇分進合擊戰術并貿然進兵，其實主要源自于輕敵。明廷復制的是明憲宗時期“成化犁庭”的戰略布局。但“世易時移”，此時明軍所將要面對的則已經整合了建州女真力量、建立了政權，并且擁有極強軍事指揮能力的后金開國之君、后來的清太祖努爾哈赤。而且，后金政權擁有六萬人級別的戰兵，軍隊規模甚至能達到十萬人。所以當初進剿松散的女真部落時很有效果的戰略布局，很明顯已經不適用了。但明廷絲毫沒有意識到面對敵人的變化。那些朝廷大員，無視了一線軍事主官的合理建議，還以剿匪的心態，將八萬多不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明軍，推向了薩爾滸戰場，去執行那個已經不適應時代的“分進合擊”戰術。而明軍也在種種不利條件的作用下，將“分進合擊”戰術執行成了“分進獨擊”，結果給予了努爾哈赤所率領的后金軍對其各個擊破的機會。

相對于由于進行外線作戰而困難重重，不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明軍，努爾哈赤的后金軍由于處于內線作戰，占據地利，后勤與行軍壓力要小得多。比如杜松以兩天半的時間從沈陽抵達薩爾滸，要在崎嶇山路上行軍140多明代里（80多公里），而且還有渾河與蘇子河兩條河流的阻隔，最后還要面對堅? ?險要的界藩城。而從赫圖阿拉到薩爾滸，軍事地圖的平面路程只有大約66.7公里，即116明代里，并且地形一馬平川、路途平坦。加之后金軍多為騎兵和騎馬步兵，機動能力要遠高于明軍。所以后金軍可以以逸待勞的更好集中兵力，執行“任他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戰術。

天時方面，17世紀時，北半球正處于寒冷周期，即著名的小冰河時期。而遼東本就是嚴寒之地。考慮到此次出征的明軍有大約三分之一來自南方，自然不可能適應東北的嚴寒氣候，戰斗力也必然大打折扣。而后金軍作為長期在當地生活的漁獵民族，對于當時的嚴寒氣候更具適應能力。

人和方面，努爾哈赤此時已經通過鐵腕手段整合了后金勢力。比如他的親弟弟舒爾哈齊因為保持親明立場，結果被他幽禁折磨了兩年多后，悲慘死去。（1609年三月到1611年八月十九日，也有說法是被努爾哈赤秘密處死）。舒爾哈齊的兩個兒子和一些親信也被處死。

同時，后金軍軍紀嚴苛，作戰時設有督戰隊，不守紀律者一律處死，“臨戰每隊有押隊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亂次，獨進獨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戰畢查檢，背有朱痕者不問輕重斬之。”

另外，努爾哈赤在遼東經營多年，根深蒂固，特別善于使用間諜和內應。當時，努爾哈赤號稱“奸諜滿遼陽”。明人評價為，“奴酋最狡，善用奸細”；“奴酋狡黠異常”，“間細廣布”；“其用計最詭，用財最廣，最用最密”；“奴最工間諜，所在內應”（《三朝遼事實錄》）連《明神宗實錄》也得承認，“遼人舉動兼遼兵、遼馬、遼餉，奴皆習知”，“奴酋狡詐機警，內地一舉一動無不周知”。后金軍攻陷撫順、沈陽和遼陽等地，都大量依靠內應和間諜。比如，朝鮮史書《諜海君日記》記載：“奴賊攻城非其所長，（遼陽）陷入城堡，皆用計行間云。”

具體到薩爾滸之戰，大量后金間諜使得明軍“師期先泄”，也讓后金軍“得預為備”。而具體到作戰中，努爾哈赤之所以能對明軍實行各個擊破戰術，靠的也是戰場情報上的單向透明。而相比之下，明軍在薩爾滸戰場基本上是兩眼一抹黑，這從杜松和馬林部覆滅之后，劉綎部隊仍渾然不覺就可見一般。

由此可見，以杜松部為代表的明軍，在正式的戰斗展開前，已經在“天時地利人和”諸多方面相對后金軍都處于下風，在戰略上已經處于相當被動和不利的態勢。此戰還沒開打，明軍就已經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說起古代，好像就離不開戰爭，確實，時代的發展永遠離不開戰爭。也許這種說法有點殘酷，但事實就是如此。古代戰爭更多的是以粗魯廝殺的方式體現出來。而如今，時代在進步，所以戰爭的方式也就隨之轉向了經濟等多種無硝煙的方式。但是這并不代表這是個和平的時代，我們只是恰巧生活在了和平的國家而已 。言歸正傳，明朝時期的薩爾滸之戰,可以說是關乎明朝命運的一戰，但是最后卻以失敗告終，歸結原因有以下幾點：

當時的薩爾滸在今遼寧撫順東渾河南岸一帶，1619年時，明朝萬歷皇帝派遣十多萬征討大軍血戰當年的滿洲酋長努爾哈赤，但是就在如此局勢下大明王朝卻還是輸給了努爾哈赤的六萬大軍，從此中國歷史可謂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導致一場戰役失敗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明王朝錯誤的戰術，薩爾滸戰役采用了“兵分四路，分進合擊”的戰術。其實“分進合擊”的戰略技巧也并沒有錯，只是明朝將領錯用在了這場戰役中。沒有分清楚當時的戰況局勢就盲目的將戰術生拉硬套，沒有做到“具體事情具體分析”，導致統帥掌控不了復雜的? ?爭場面。兵分四路沒有辦法更好的指揮，因此導致作戰亂了套。

再就是此戰術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兵力，也是造成戰敗的主要原因。如果當時明軍依靠數量上的優勢集中兵力穩扎穩打，說不定在此次戰役中失敗的就是努爾哈赤了。當然歷史不能改寫，后世也只能就事論事罷了。

其次，話又說回來，戰略失誤還不是統帥之過嗎?當時的統帥是楊鎬，萬歷帝任命楊鎬為明軍統帥去對抗后金的努爾哈赤，可以說這簡直是個災難性的決定。雖然楊鎬在朝為官也有三十多年，但是他并無多少軍事才能，也不是什么雄才大略之士，因此他擬定的“分進合擊”最后以失敗告終。（歡迎關注第一軍情,若有其他問題，請在評論區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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