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

唐章陵位于陜西富平縣城西北15公里的雷村鄉與齊村鄉交界處的天乳山之陽（東經109°07′北緯34°53′），為文宗李昂的陵墓。李昂，又名涵，穆宗二子，敬宗李湛弟，武宗李炎兄，為貞獻皇后蕭氏所生，開成五年（840）正月，唐文宗在極度悲哀中駕崩于大明宮之太和殿，終年32歲。八月十九日葬于章陵。

1.唐章陵陵園

章陵位于海拔783米的天乳山上，依山為陵，玄宮鑿于山南麓。陵園為夯土城垣，平面呈方形。陵園四面各辟一門，以四神命名，門外各置石蹲獅一對，筑闕臺一對，陵園四隅建角樓。

朱雀門外設神道，長500余米，其南端為乳臺一對，神道自南而北依次排列華表、翼馬、鴕鳥、仗馬、翁仲等石刻造像。今僅存殘華表、殘翁仲、控馬人及移位東門的殘仗馬1件。下宮位于陵南，《長安志》記載“去陵三里”，今不知其詳。

2.唐章陵陪葬墓

陵東南陪葬有楊賢妃墓，封土早年夷平。

[圖片來源于三輔客新浪博客]

“一代文宗”——成昆升庵文化書畫交流展啟幕 文宗

7月28日，“一代文宗”——成昆升庵文化書畫交流展在昆明市博物館1號展廳啟幕，本次展出的作品，是昆明和成都新都區書畫家們的精品力作，兩地升庵文化詩書畫印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無疑是一場難得的傳統文化和藝術的欣賞盛宴。據悉，展覽將持續至8月5日。

此次展覽，由昆明市文史研究館、 政協成都市新都區委員會、四川省楊慎研究會主辦，由昆明市博物館、昆明市升庵祠文物管理所、政協成都市新都區文史學習委員會、政協成都市新都區委員會書畫院、成都市新都區楊升庵博物館承辦。

回溯歷史，從現有文獻中能找到最早稱昆明為“春城”的第一人，當數500年前明代謫貶云南的楊升庵（祖籍四川新都）。升庵先生在滇居住達35年，云南成了他的第二故鄉，足跡踏遍半個云南，居昆明，游大理，至保山赴建水，所到之處都留下了寫作和研究，對云南在明代完成與中原文化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如今，為緬懷楊升庵，云南、四川兩地的文人名家們潑墨奮筆，主要圍繞楊升庵詩詞曲文、紀念楊升庵的詩詞等創作展覽作品，充分挖掘升庵文化的當代價值，以此促進川滇兩地文化乃至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共同發展。

地址：昆明市博物館（拓東路93號）1樓1號展廳

時間：2019/7/28—8/5每日09:30-17:00（16:30停止入場）

清朝名家阮元：三朝閣老 九省疆臣 一代文宗 被道光稱為完人 文宗

阮元是清初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阮元是清初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阮元，字伯元，號蕓臺，揚州儀征人。歷任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巡撫，兩廣、云貴總督，晚年拜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清史稿》稱其“歷官所至，振興文教”。因為阮元政聲卓著，在平定海盜、捉拿逆匪、治水禁煙、創建學堂諸方面均非他人所及，故被譽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這位乾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引導了揚州學派的治學精神和方向。

他在經史、天文、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極高的造詣，著述豐富，腹笥寬廣。《清儒學案》總結他的治學旨要是：“論學宗旨在實事求是，自經史、小學、歷算、輿地、金石、辭章，巨細無所不包，尤以發明大義為主。”“實事求是、無所不包”八個字，是對阮元的高度概括。

一手施政，一手興文

阮元一生在仕途上跋涉了將近五十年。無論在朝中，還是在地方，他都兢兢業業，認認真真，圓滿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浙江時，全力剿滅海盜，消除朝野大患。他在江西時，嚴格保甲制度，破獲謀反大案。他在兩廣時，加強炮臺設置，遏制鴉片走私。他在云貴時，整治鹽務課稅，安撫化外邊民。他努力治理地方安全，同時對文化教育也尤為關心。

阮元之所以成為通儒、通才、通人，除了先天的超常秉賦，得益于他后天的旁搜博討。他不但搜集金石碑刻，留心名物考訂，對天文算學尤為關注。一部《疇人傳》可謂爍古耀今，永遠閃耀著倡導科學精神的民族先知的光芒。阮元之所以主持編撰歷代天算家傳記《疇人傳》，是因為他愛好科學。

作為乾嘉學派代表人物，他的考據主要是科技考古。《揅經室集》中的《匕圖考》《銅和考》《棟梁考》《鐘枚說》《古戟圖考》《古劍鐔臘圖考》《考工記車制圖解》等篇，都是阮元科技考古方面的代表作。阮元一生關注科技，他在南方時，對三江和浙江等水道變遷、名稱變化作了詳細考證，精心繪制了十幅示意圖，并撰成《浙江圖考》。

他在北方時，考察古代黃河的動力，撰有《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詳細闡述河道延伸與黃河河床抬高之間的關系。阮元是清代數學研究的推動者，挖掘、整理了一大批古代數學經典，如《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四元玉鑒》《算學啟蒙》《割圓密率捷法》等。

注重實學，經世致用

阮元治學講求會通，涉獵廣泛，尤重實學，還讀西方數學、天文之書。他在《疇人傳序》中說：“早歲研經，略涉算事，中西異同，今古沿改，三統四分之術，小輪橢圓之法，嘗旁稽載籍，博問通人。”充分表明了阮元開明的思想和態度。為科學家立傳，中國本有傳統。古代所謂科學技術人才，主要是指“星歷醫卜方術異能之士”，囊括了天文、歷算、醫學、占候、測驗、遁甲、風角、修煉、吐納、導引等方術之士。古人將推算歷法稱為“推步”，意為日月在天上運轉，好似人類走路，是可以推算出來的。

“疇人”一詞出現于正史中，始于《清史稿》，應是受了阮元《疇人傳》的影響。“疇人”的“疇”字有田畝、類別、襲封等涵義，而“疇人”則是一個特殊的詞。按照《史記集解》的注：“家業世世相傳為疇。”中國古代天文家和數學家多是父子相承的，所以稱為“疇人”。阮元的《疇人傳》收錄從上古時至清中葉的天文、歷法、算學家三百多人的傳記，包括外國科學家四十余人。全書記其生平，述其貢獻，涉及天文、歷法、算學、儀器等方面，而星占學則不收。書中的文字，都錄自有關典籍，并有所評論。《疇人傳》的編纂，突破了儒家學者重經義而輕科技的嚴重局限，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疇人傳》由阮元主編，由李銳和周治平協助完成，并經錢大昕等協助訂正，共四十六卷。全書收集歷代數學家和天文家的學術生平資料，把西方科學家作為附錄。編者對許多科學家的評價相當精辟，也有些評價反映了阮元的保守觀點。《疇人傳》凡例說，是書的編纂始于乾隆六十年，完成于嘉慶四年，歷時四年。

學者總結《疇人傳》的特點是：介紹傳主時，重專業而輕生平；選擇人物時，重當代而略古代；敘述過程時，或詳細或簡略；確定范圍時，有中國有外國；須作取舍時，留實學而去巫術；征引資料時，注出處而便查閱；評論傳主時，求公允而不避諱。尤其是本書第一次為西方科學家立傳，體現了編撰者的視野之開闊。阮元在《疇人傳》中說：“歐邏巴人自明末入中國，嗣后源源而來，相繼不絕。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于推步一事，頗能深究，亦當為之作傳。”顯示了揚州學者寬廣的學術懷抱。

放眼中西，引領學風

《疇人傳》作為中國第一部自然科學家傳記，后人評為不朽之盛業。同時，《疇人傳》與揚州人的關系也相當密切。清代中葉，揚州會通數學的人才輩出。像焦循、阮元、李惇、焦廷琥、黃承吉等人都精于中西數學。他們的數學研究領域，跨越算術、幾何、三角、數學史、微積分等方面。他們的著作除了《疇人傳》外，還有焦循的《加減乘除釋》等。《疇人傳》中記載的揚州人雖然不多，但都有獨到之處。

如揚州府泰州人陳厚耀，康熙進士，因其精通天文算法，被引見于康熙帝。康熙試他算法，讓他畫三角形，求其中線，以及弧背尺寸。陳厚耀寫好算式后遞上，康熙看了很滿意，授與他編修。又如揚州府高郵人李惇，乾隆進士，幼年讀書穎異，有神童之目。既長，博洽通敏，喜歡歷算，代表了當時中國數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再如揚州府甘泉人羅士琳，少年時跟舅父秦恩復在揚州讀書，對于西方算法十分精熟。著有《三角和較算例》《弧矢算術補》等數學著作。

《疇人傳》是阮元對中國科學史的杰出貢獻。《疇人傳》問世之后，一時洛陽紙貴，所以版本和續作很多。據介紹，《疇人傳》最早刻本是嘉慶四年揚州阮氏瑯嬛仙館本，其后有道光本、光緒本等。此外《文選樓叢書》《測海山房中西算學叢刊》《皇清經解》《南菁書院叢書》《國學基本叢書》《萬有文庫》《叢書集成》《續修四庫全書》等也都收錄了該書。《疇人傳》的續書亦不少，如羅士琳的《疇人傳續編》六卷，諸可寶的《疇人傳三編》七卷，黃鐘駿的《疇人傳四編》十二卷。這些續書大致按照原書體例編輯，共收科學家六百多人，形成了古代科學家的傳記匯編。

揚州學派，蔚然成軍

也許沒有多少人知道，乾嘉學派中還有個揚州學派，揚州學派中還有阮元、汪中、焦循和王念孫、劉文淇、李審言這樣的名字。然而他們確實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人的最高標格。阮元是古代文人中少有的文運與官運兩者都亨通的人。他出身于武功世家，獨以文名聞世。據說，因為他小時候身體單薄，不能勝任馳射，他的父親才讓他改習經業的。而一旦棄武從文，卻成就了一代大儒。

他的學問從文字源流、名物考證、刊布文獻，一直做到科學史研究。他的官職也從學政、侍郎、巡撫、總督，一直做到大學士和太傅。晚清時，名士龔自珍得以見到暮年歸養揚州的阮元，崇拜不已，竭力稱贊阮元的文章之美可比韓愈、李白，濟世之才可比房玄齡、杜如晦。細細想來，實在也并非溢美之詞。因為阮元的領軍作用，揚州學派蔚然成軍。這里略舉揚州學派的主要人物。

汪中的學問，不下于阮元，但仕途坎坷，以布衣終。汪中治學的范圍，包括了經學、史學、諸子、駢文。他的脾氣有些狂傲古怪，喜歡頂撞前輩，捉弄同儕。有一次，汪中同友人在船上爭辯，情急之下竟然把友人推入河中。可是他做學問一點也不含糊，人稱他才、學、識三者皆過人，是不錯的。汪中的故居，在揚州南門街缸巷里有些遺跡。那里有一所高墻深宅，應該就是，但是并無確證。他的墓倒是確鑿存在，位于揚州城北上方寺西北的葉家橋。墓旁有小河一灣，古柳幾株，極為幽靜。小坐片刻，可以忘俗。

焦循也是一個沒有功名的大儒，對于經史、歷算、音韻、訓詁、詩詞、文賦、醫學、戲曲無所不通，也無所不精。他有幾個動人的故事：一是為了買一部自己想要的古書，而忍痛把新嫁娘的首飾當掉；二是一心鉆研學問，乃至十幾年足不入城市；三是居然把戲曲這種旁門左道的東西，也當作正經學問來做。焦循的老家在揚州北郊的黃玨鄉。從城里出發，汽車大約要走一個小時，到達一個小鎮。走上一條簡陋的鄉村公路，它有個別致的名字叫做雕菰路，因為焦循的書齋叫做雕菰樓。沿著雕菰路走不遠，向西拐入小道，雞鳴狗吠，豆角菜花，全是一派鄉村風味。

劉文淇是揚州學派的又一位重要成員。他是因為屢試不第，才閉門著書的。在他最后一次赴金陵參加科舉考試落榜之后，他萬念俱灰，慨然賦詩，題作《別號舍》，其中有“名山自有千秋業，從此歸來只閉關”之句。此后他就發憤著書，并把《春秋左氏傳》作為劉氏的世傳家學。劉文淇的兒子劉毓崧、孫子劉壽曾，都是經學家。到了曾孫劉師培，更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國學大師。從國慶路向東進入東圈門不遠處，有一座南向的老宅，即是劉文淇故居——青溪舊屋。在破舊的瓦屋、剝落的磚墻和長滿蘚苔的地上，你會覺得這里和不遠處的鬧市是兩個世界。

鐘情故土，獎掖人才

阮元對于鄉邦文物的珍愛，使人感慨尤深。將近兩百年前的一個晴朗的日子，一位精神矍鑠的中年官員兼學者，帶領著一批力夫前往揚州東關街，去完成一件重要的文化使命。他們將一塊宋代殘石從東關街二郎廟菜園里小心翼翼地搬出來，抬到附近安家巷的準提庵，安置在庵東側的長廊里。看到古人遺留下的殘石得到了妥善保管，在場的僧眾一片歡騰，那位官員與學者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位官員與學者就是阮元。這一天，應該說在準提庵的歷史上寫下了溝通中華古今文化血脈的華彩一頁。

算起來，這一年是大清王朝嘉慶丙寅年。四十三歲的浙江巡撫阮元正躊躇滿志，在剛剛刻成了卷帙浩繁的《十三經校勘記》后，又與揚州太守伊秉綬商議編撰《揚州圖經》《揚州文粹》等事宜。對家鄉文化充滿濃厚興趣的阮元，這一年中幾乎踏遍了揚城內外。只要他留心，似乎在揚州這座古城里隨時都可能有新的發現：在城外的甘泉山，他發現了西漢厲王宮殿的礎石；在城里的二郎廟，他又發現了這塊宋代的三公石殘碑。阮元是在前去準提庵訪問，路經東關街北的二郎廟菜園時，無意中發現宋代殘石的。他走進菜園，先看到一片綠油油的蔬菜，然后驀然發現菜地中間有一塊廢棄已久的古井石欄，上面似乎隱隱有字痕。阮元覺得此石不尋常，于是立刻取水洗石，用紙拓字。經過仔細辨認，石頭上刻的竟是“□熙十□三公石□”數字。“熙”字上面的一個字殘缺不全，像是“淳”字。阮元想到以“熙”字為年號而時間超過十年的，只有宋代的淳熙，便斷定這是宋代殘碑。于是，一塊從不為人注意的殘石，在阮元眼中卻成了至寶。

一年之后，阮元寫了一篇《二郎廟蔬圃獲石記》，記載了這一有意義的發現經過。阮元移石的準提庵，就是今天的準提寺，又稱準提禪院、大準提寺，系揚州歷史上的二十四叢林之一。我們紀念阮元，不僅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更是因為時代需要他的精神和品格。阮元在獎掖人才、提攜后進、推崇同輩等方面特別值得稱道。精通經學的張惠言、擅長小學的王引之、深研算學的羅士琳等人，都出入于阮元門下。阮元還刻印了錢大昕的《三統術衍》、孔廣森的《儀鄭堂文集》、彭元瑞的《石經考文提要》、胡廷森的《西琴詩草》、張惠言的《周易虞氏易》和《周易虞氏消息》、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等一大批當時學者的著作。

中國士子的最高標格

阮元出生在揚州西門的白瓦巷，但是這條小巷早已不知所在。如今的揚州古城毓賢街上的阮氏家廟，莊嚴而又樸素。家廟建于嘉慶年間，現在見到的有門廳、祠堂及隋文選樓等，但沒有花園。阮元是個明白人。他生前曾經有人問他：“以你的身份，為什么不在揚州建一座園林呢？”阮元笑道：“揚州人叫某園，都以主人的姓氏冠于園上，如張園、李園之類。我如建園，人必稱‘阮園’，豈非整天叫喚我的名字嗎？”所以，他生前沒有大興土木，像鹽商那樣修建花園。

他過生日怕人家來祝壽，寧可出去“躲壽”，獨自在竹林中做一天隱士。這都體現了他高潔的品格。他的陵墓也不算豪華。阮元的墓在揚州北郊槐泗鄉永勝村，原來有些祠堂、牌坊等建筑，后來遭到毀壞。現在冢前只有一些零落的石龜、石馬，還有一座石刻墓表，記載阮元生平及家族簡況。夕陽之下，徘徊于此，不禁俗慮皆空。

揚州學派諸家都有豐富的著作行世，可是看他們的書沒有平靜的心情是不行的。他們現存的遺跡，包括故居與陵墓，著述與墨寶，常常被人們忘記。然而，就像熊熊烈焰燃燒后留下的星星爝火一樣，盡管深沉，然而不滅，而這就是希望。在揚州，在大街的市聲喧囂、小區的麻將碰撞、舞廳的鞋聲踢踏、餐館的觥籌交錯之外，也許惟有先賢的遺跡還能醫俗。

美國學者梅爾清在所著的《清初揚州文化》中，用幾乎半章的篇幅討論阮元。她提到隋文選樓時說：作為一種惹人注目的個人捐助行為，這座建筑將阮元的家族永遠融進了城市的風景，正如它所表明的，通過阮元的學術成就，其整個家族的全國性聲望得到提升。一位澳大利亞學者安東籬在所著的《說揚州：1550—1850的一座中國城市》中也多次提到阮元。她寫道：“著名的士大夫阮元在社會和文學關系中起到了樞紐作用。”

乾嘉學派的身影已經遠去，然而他們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人的最高標格：沉靜，嚴謹，淵博，通達。令人高興的是，作為一代完人的阮元，他后裔興旺，子孫繁衍，人才輩出，各有所成。德行的回報可能有各種方式，阮元屬于歐陽修那種“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后世”的最好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