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疫”極簡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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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開年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來勢洶洶，舉國上下皆 為疫情所困。同時，一場舉全國之力進行的“人民戰疫”已經打響：醫務人員在前方沖鋒陷陣，科研人員在后方研制疫苗，更有無數軍民修醫院、制口罩、運物資……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相信這場“戰疫”，我們終將勝利。

瘟疫 （各類烈性傳染病）自古便是一個社會性難題。195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曾說過這樣一句業內名言：

Joshua Lederberg：

同人類爭奪地球統治權的唯一競爭者就是病毒。

確實，疾病的歷史幾乎和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但這部“疾病史”，同樣也是一部人類戰勝病魔、不屈奮斗的醫學發展史。了解這段中國“戰疫”極簡史，也可以使我們以史為鑒，更加科學、理性地認識疾病，對待疾病，堅定信念，抗擊疫情。

接下來，讓我們先認識一下，古人眼中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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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源辨析：“疾”、“疫”、“瘟”、“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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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中，表示“疾”的字寫作“ 疒（nè）”，是“一個人躺在床上發燒流汗”的形象；而“疫”則是由“役 （遠行戍邊）”與“病床”共同組成，意為“ 疾病遠播 （向四方擴散的急性傳染病）”。

[東漢]許慎《說文》：

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

《說文》：

疫，民皆疾也。從疒，役省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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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從左到右依次為：

“疾”的甲骨文拓片，“疾”的兩種甲骨文字形，“疫”的甲骨文字形

在甲骨文卜辭中，「生病、有病」就叫「有疒」，商代人經常占卜祈求「亡疒、弗疒、降疾」

各類訓詁學文獻中，對于以上二字的解釋也與其造字本義大致相同，但不論是病毒還是細菌這類現代生物學概念，都不是古人能夠理解的，他們把瘟疫形容成鬼神，認為瘟疫是一種叫做“ 癘 （lì）鬼 ”或“ 疫鬼”在妖孽在作祟，帶給人疾病和災難。

《釋名·釋天》：

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玉篇·疒部》：

疫，癘鬼也。

《集韻 ? 魂韻》：

瘟，疫也。

《說文》：

癘，惡疾也。從疒，蠆省聲。

華夏民族認識疫病、抗擊疫病的歷史，便肇始于文明之初，記載在甲骨文卜辭中、竹簡絹帛上、傳世醫書里，代代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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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疫”極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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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殷虛文字乙編》7310：

甲子卜，殼貞：疾疫，不延？

貞：疾疫，其延？

《后》下26 18：

甲戌卜，殼貞：王不疫？在……

這是兩段甲骨文卜辭，第一例卜辭是在卜問：“商王武丁是否會染上瘟疫？”第二例卜辭則是在一正一反兩次占問：“疾疫是不會蔓延？還是會蔓延？”

這是歷史上最早關于瘟疫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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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

以索室毆疫，大喪。

《禮記》：

民必疾疫，又隨以喪。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厲大至，民善暴死。

《詩經·小雅·節南山 （周幽王時期）》：

天方薦瘥 （chài），喪亂弘多 。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簡37背1：

一宅中毋故而室人皆疫，或死或病。

先秦傳世文獻中，多有記載疾疫肆虐之狀。

《禮記·月令》：

孟春行秋令，則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果實早成，民殃于疫。

《墨子·天志中》：

五谷熟，六畜遂，疾菑 （zāi）戾疫兇饑則不至。

《周禮·天官·疾醫》：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臠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疾，冬時有漱上氣疾。

人們已經察覺到，疫病的發生與季節更替、糧食豐歉、旱澇災害、異常天象有一定的關系。

《黃帝內經》：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己亂、治未亂，此之謂也。

雖然名叫《黃帝內經》，但它其實是現存最早、成書于先秦戰國時期的中醫典籍。這句話是這本書中的名句，意思是說，高明的醫生不是等到病發再去治療的，而是在疾病發生、惡化之前就能治好，此即強調預防為主，這一觀點是相當科學的。防止瘟疫最主動的手段就是預防，例如講衛生、勤洗手：

《禮記·內則》：

凡內外，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

早上起床之后，知禮的人家會把室內外打掃一遍。 根據甲骨文記述和出土文物來看，早在夏商時期，人們就已經養成了清洗手腳、勤打掃等衛生習慣，意識到這些行為與防止疾病傳播之間的關系。后世臘月祭灶日“除塵布新”的習俗也起源于此時。

青銅匜，臨沂冊山出土，市博物館館藏

盥洗器。

青銅匜（yí）與青銅盤配套使用，一人捧匜注水，一人盥洗雙手，盤置于下方承接流水，此為“沃盥之禮”。

《詩經·唐風·山有樞》：

子有廷內，弗灑弗掃。

這是晉國人諷刺晉昭公的話。可見在當時，室內衛生做不好，哪怕是國君都是要受到鄙視的——“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周禮·夏官·方相氏》：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

鄭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驅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兇惡也。”

除了講衛生、勤打掃之外，人們也會尋求鬼神的力量。當時有專門驅趕“疫癘之鬼”的官職，叫做“方相氏”，在四時交替或重大節日的時候，方相氏會穿上熊皮，戴上有四只金色眼睛的儺面 （具），穿著玄色上衣、朱色下裳，手執戈、盾，跳起儺舞，以驅趕疾疫、鬼怪。方相氏驅鬼的儀式后來便演變成了如今流傳于四川、甘肅、貴州等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儺戲。

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

甲有完城旦罪，未斷，今甲癘，問甲何以論？

——當遷癘所處之。

一個叫“甲”的人正在接受“城旦 （筑城）”的刑罰，服刑還沒有結束，現在卻得了（麻風）病，該如何處置呢？

——應當把他轉移到癘所去。

這個“癘所”就是專門隔離病人的機構。這時的 人們顯然已經意識到，一旦疾疫發生，隔離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傳播。

這是有關 傳染病醫學隔離最早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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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代開始，史書中就多次出現關于各地爆發疫情的記載了：

漢文帝后元元年：

民大疫死, 棺貴, 至秋止。

《漢書·平帝紀》：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元始二年 （公元2年），多地旱災，并發蝗災，隨之暴發疫情。皇帝劉衎 （kàn）下詔，要求在給災民免費發藥，提供醫療、救治服務的同時，專門騰出空房子以安置患者。 這是中國歷史上比較早的關于設立公立臨時疫病隔離醫院的記載。

《后漢書·皇甫規傳》：

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庵廬巡視。

東漢延熹五年 （公元162年），擔任中郎將的名將皇甫規率領軍隊征討隴右地區，決定進一步西征討伐姜人時，軍中不幸發生疫病，皇甫規將所有感染官兵，統一安置到“庵廬”中，這里的“庵廬”指的就是 軍隊建立的臨時性隔離醫院。隔離手段在古代軍中尤其常用，這也是史書記載最早的一起軍中隔離。

后來，南朝齊的“ 六疾館”、北魏的“ 別坊”、唐代的“ 患坊”、宋代的“ 病坊”和“ 安樂坊”、明清時期的“ 養濟院”，都是在出現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來的，除有養老院和專門醫院性質外，也用作隔離場所。

五月是疫病多發時節，端午節有飲灑雄黃酒、艾葉酒，以及掛菖蒲、焚蒼術等習俗，蓋因此類礦物、植物均有殺菌抑菌、預防疾病的功效。

[東漢]泰山太守應劭《風俗通義》：

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命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

[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

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如今流傳很廣的端午節綁五色線的習俗也和防疫有關， 從當時老百姓的樸素愿望中可以看出，那時對人們的生命安全威脅最大的三種事物，就是戰亂、鬼怪和瘟疫。

東漢末期到三國時期，疫病更加頻繁，百姓因為戰亂、疾病人口損失大半，“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曹植《說疫氣》：

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這場席卷全國的大瘟疫，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慘局面，司馬懿的兄長司馬朗就是在巡邏軍營、照顧士兵時染上瘟疫而死的。

著名的“建安七子”中，除了早逝的阮瑀、為曹操所殺的孔融兩人之外，其余五人皆死在這場瘟疫之中。

東漢時期著名醫家、醫圣 張仲景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記載，由于疫病流行，張氏宗族多被傷寒病所傳染，不到十年，死亡者竟多達三分之二：

[東漢]長沙太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

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

張仲景因此立志行醫，確立了中醫的許多治則、治法，也總結了一些治療疫病的藥方。他撰寫的《傷寒雜病論》中記載了不少防治疫病的藥方，如治呼吸道感染及大葉性肺炎的“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治乙型腦炎和流腦的“白虎湯”、“竹葉石膏湯”，治急性腸炎及細菌性痢疾的“葛根黃芩黃連湯”，治黃疸及傳染性肝炎的“菌陳蒿湯”，治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頭翁湯”等，都為今后疫病的治療方案打下了基礎。2003“非典”暴發時，曾有中醫用上述東漢藥方改變而來的“白虎加人參湯”、“麻可石甘湯”等十多種中藥方治療過“非典”。

至遲在先秦時，人們已意識到家禽、牲畜與傳染病的關系，人與畜不再混住，而是單獨設“圈”。到東漢時，不食死、病畜肉已成為民間常識，張仲景也曾寫過不少飲食禁忌：

《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

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

三國之后，各朝各代公共疫情盡皆多發，其慘烈境況屢見于史書，有的是“傷寒”，有的是“ 虜（虜）瘡”，致死病例動輒以十萬記。

[東晉]醫學家葛洪《肘后備急方》：

仍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劇者多死。

這是葛洪所記述的天花發病時的情形。 根據《四庫全書》 （修訂版本）記載，天花最早被稱為“虜瘡”，據說是東漢光武帝時期在南陽戰爭中因為外來的俘虜引發的，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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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隋唐時期，先后出現了幾位在疫病治療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醫家。

東晉醫學家 葛洪在《肘后備急方》中，對天花、虜黃病 （黃疸）、沙虱病 （恙蟲病）等傳染病的癥狀、治法都有詳細的記錄。 特別是對沙虱病病原體、感染途徑、發病地域、臨床特征等的準確記載，堪稱世界上最早的一份沙虱病觀察記錄：

《肘后備急方·治卒中沙虱毒方第六十六》：

山水間多有沙虱，甚細，略不可見。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蟲在水中，著人身，及陰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鉆入皮里。

其診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節強，疼痛寒熱，赤上發瘡。此蟲漸入至骨，則殺人。

自有山澗浴畢，當以布拭身數遍，以故帛拭之一度，乃敷粉之也。

他也強調了預防疾病與健康飲食的重要性：

《肘后備急方· 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第十五》：

一家合藥，則一里無病……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

隋代醫家 巢元方主持編纂的《諸病源候論》是中國第一部專論疾病病因和證候的著作。 書中認為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與預防方法是：

節氣不和，寒暑乖候……須服藥及為法術以防之。

書中記載的“ 蠱毒”，很多學者認為就是現在醫學上的血吸蟲病。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僅總結了許多治療傳染病的方劑，還提出用熏藥法進行空氣消毒、向井中投入藥物給水消毒等消毒法：

[唐]韓鄂《歲華紀麗》：

昔人有居草庵，每歲除夕，遺閭里藥一帖，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合家飲之，不病瘟疫。

傳說華佗看到瘟疫橫行，民不聊生，就將一包藥材包好，教大家在除夕夜把藥泡在井里，大年初一把泡了藥的井水分給全家喝，就可以避免得瘟疫。據說這一習俗，就是由孫思邈推廣傳播的，后逐漸演變為了春節必備的屠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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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思邈還主張注重個人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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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常習不唾地”，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不隨地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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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食生菜、生米、陳臭物”，米和菜都要做熟再吃，腐爛的食物更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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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畢當漱口數過”，吃完飯要漱幾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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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畢當行步躊躇”，飯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根據《舊唐書·五行志》、《舊唐書·高宗紀》等資料記載，唐永淳元年（682年），關中地區爆發大瘟疫，從陜西到洛陽，死于瘟疫的人不可勝數，死者枕籍于路。人們高度認識到了瘟疫極易導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能夠及時處理、掩埋遺體，也可以控制公共疫情的擴散和復發。當時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錢出人埋瘞尸體，唐代在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對策。

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劍南（今四川境內）至浙西發生大疫情，皇帝李昂第一時間下詔安排官員去疫區查看，賜送醫藥，同時要求：

《全唐文·文宗四》“拯恤疾疫詔”條：

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兇具，隨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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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氏叔琮雜傳》：

病不能行者焚之……皆言無恙。

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戰亂時期，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當權者甚至會采取過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燒感染疫病患者等。五代十國時期的后唐開國將領氏叔琮在帶兵攻打晉人時，因軍中發生傳染病，便下令活焚，許多患者懼怕被燒死而謊稱無恙。

宋元時期，對各種疫病的理論和實際防治經驗都有了很大提升。中央政府也格外重視疫病的預防和治療。兩宋時期發生了多次疫病，其中大部分都有政府派醫官到地方診視，并發放藥物救濟的記錄。疫病發生后，在位的皇帝也都積極救治、拯恤，文獻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趙禎立即下詔，掩無主尸，賜給棺材：

《宋史·食貨志上六·振恤》 （卷一百三十一）：

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

南宋寧宗趙擴，在流行病發生時也曾向貧民及疫死的軍人家屬賜藥、發棺斂費。

提供免費醫療、醫藥服務，歷代以來一直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樹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稱之為“ 賜藥”。而在“賜藥”的同時，還有一個“ 頒方”，是古人控制和預防公共疫情最實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中國從南北朝時起，便有朝廷給民間免費提供醫書、藥方的傳統，其中做得最好的朝代就是宋代，著名的中醫典籍《圣惠方》、《慶歷善救方》、《簡要濟眾方、《集驗方》、《四時攝生論》等，都是北宋官府推薦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現代中醫仍在使用。‘

[宋]李唐《炙艾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時因為戰亂而瘟疫頻發，軍隊中配置防疫藥品已經成為制度。每年夏秋是流行病高發時節，常由太醫局擬定藥方，配置瘴藥、夏藥及臘藥，由惠民局、和劑局支付，分發給各地軍隊，以作為常備藥物。

《宋史·五行志》：

紹興十六年……夏，行都疫……已未，分遣醫官循行臨安療病者，于秋乃止。

紹興二十六年……夏，行都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藥，活者甚眾。

紹興二十六年 (公元1156年)，臨時都城臨安 （今杭州）發生瘟疫，時皇帝高宗趙構推出“ 柴胡制藥”，這是一種類似現代中成藥“柴胡飲沖劑”的成藥，相當有療效。

《宋史·五行志》：

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綏，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是歲浙之饑民疫者尤眾。

這是隆興二年 （公元1164年）冬天，來自淮甸地區到江南躲避戰亂的二三十萬百姓，因在山谷里聚集，爆發瘟疫，加上凍餓而死的，僅有一半人活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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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順帝在位35年，在此期間，史書中有記錄的瘟疫便有12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發生，死人無數。元末明初，傳染病加上戰爭，使得：

中原草莽遺骸遍野。

朱元璋甫一登基，便指示組織人力“悉收瘞之”。

《明太宗實錄》則記載，明成祖朱棣于永樂二年 （公元1404年）曾安排人在當時北京城東的鄭村壩一帶收集了10萬具尸體集體掩埋，雖并非都是疫死，而多戰爭死亡，但這項舉措對預防傳染病的再暴發，無疑是有直接作用的。

嘉靖二十年 （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發“疾癘”，時皇帝世宗朱厚熜親自檢驗、創制“濟疫小飲子”方，散發給居民。

對傳染病人穿過的衣服，古人也會進行“消毒”，明代名醫李時珍生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賈山亭則說得更為具體：

《仙方合集·辟瘟諸方》：

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于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在預防傳染病方面，受歷代名醫影響，古人最重視的還是對飲用水源的保護。水井即是中國古人為保護飲用水源的而發明的，人們為井加欄、上蓋，以防蟲、鼠、人掉入井中。同時，井也是古人治療和預防傳染病的載體之一，必要時人們會直接將藥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飲用。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 ? 種植》：

冪（蓋）防耗損，亦防不潔。……《萬畢術》 曰：“茱萸葉落井中，有化水者，無瘟病。”

崇禎年間，各地瘟疫一場接著一場。

崇禎十年 （1637年），山西“ 瘟疫盛作，死者過半”，河南“ 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

崇禎十六年 （1643年），京師鼠疫大作，造成“ 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的慘狀，這也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崇禎十七年 （1644年），一個叫駱養性的人記錄下了他在天津的見聞：死者“排門逐戶”，以至于“棺蒿充途，哀號滿路。”

這一年，闖王李自成一路攻入北京，滅亡明朝，同時也將鼠疫帶到了大半個中國：

河北《懷來縣志》：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闖賊入懷來，十六日移營東去，是年賊所經地方，皆大疫，不經者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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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防疫史上最值得記述的一筆，是 人痘接種術的推廣。

人痘接種術預防的是一種烈性傳染病——天花，又名“痘瘡”、“痘疹”等，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天花患者會在皮膚上成批依次出現斑疹、丘疹、瘡疹、膿疤等皮疹，最后結痂，遺留疤痕，其傳染性很強，病情重，病死率較高。患過天花后的存活者，則會擁有終生免疫力。

這種疾病從晉代被葛洪記載以來，一直沒有有效防治手段，直到北宋時期才有醫生嘗試用人種痘來治療天花，在真宗年間方有四川峨眉山一神醫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種痘獲得成功的記載。

人痘接種法，一般是將天花患者的痘痂研粉，吹入健康者的鼻孔中，使其感染，進而獲得對天花的免疫力，這種接種法也被稱為“旱苗法”，是當時人痘接種術的主要方法。

但在人痘接種法應用的初期，種痘術還不夠成熟，醫生對這種預防法的掌握也不夠熟練，種痘失敗率較高，甚至種痘不成，反而危及健康人的生命。

[明]郭鈺輯《金陵瑣事剩錄》：

陳評事生一子，頗鐘愛……其受用過分，未幾，種痘夭。

到明末清初滿人入關前后，正是天花大暴發時期，天花疫情更是影響到了皇位的繼承。前文所述“庵廬”，是為患者所設的隔離所，而另一形式的隔離，便是為健康人群設立，清皇室便曾設“ 避痘所”供諸皇子在城內天花爆發時外出避痘。崇德元年 （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爾鼻城一帶避痘，并規定若有疾病，在九日以內不準互相看望。康熙皇帝正是因為年幼的時候種過痘，雖然生了一臉痘痂，但也因此獲得了免疫天花的能力，這才被選擇繼承皇位。這時人痘接種術已經有所改進，成功率略有提高，康熙皇帝因為自身對于天花的恐懼回憶，直接下令在全社會范圍內廣泛推行。

康熙《庭訓格言》：

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

[清]俞茂鯤《痘科金鏡賦集解》：

聞種痘法起于明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傳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種花者，寧國人居多……近來種花一道，無論鄉村城市，多處盛行。

這種人痘后來被俄羅斯、日本等國學習，后經俄國又傳至土耳其和歐洲國家。

俞正燮《癸巳存稿》：

康熙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

后來，英國鄉村醫生愛德華·琴納將人痘改良為牛痘，安全的 牛痘接種法成為了天花病毒的克星。 天花在上世紀80年代公認為在全世界被消滅，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消滅的惟一一種傳染病。

清代中后期，霍亂、猩紅熱等烈性傳染病傳入中國，醫學領域也出現了一批防治這些傳染病的著作： 防治鼠疫有鄭肖巖的《鼠疫約編》，以及在此基礎上羅芷園增輯的《鼠疫匯編》；防治猩紅熱有金德鑒的《爛喉丹痧輯要》；防治霍亂有王孟英的《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等。

1910年11月，在中國東北地區爆發了“黑死病”。四個月內，疫情波及五省六市，死亡人數達六萬多人。時年31歲的醫學博士 伍連德臨危受命，帶人奔赴疫區，對尸體進行解剖，發現了一種新型鼠疫—— 肺鼠疫。

伍連德

1911年1月，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 鼠疫研究所。同時，他請求清政府采取建立隔離醫院、控制疫區交通、加強鐵路檢疫、火化鼠疫患者尸體等措施， 依據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防疫理念和辦法，僅用了四個月時間，便成功撲滅鼠疫疫情。

這一場抗擊鼠疫的行動，是人類歷史上一次較為成功的大規模傳染病控制行動。至今，在控制未知傳染病時，伍連德的方案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伍連德與他的抗擊鼠疫小組成員

圖自沈陽旅游局編《傳奇盛京 名士風流》

為了介紹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經驗，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舉行了“ 萬國鼠疫研究會”，會議宗旨為研討微生物學及傳染病學理論。 參加會議的有英美等11國的代表，共33人，伍連德任中方首席代表。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國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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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下，經歷了數十年的艱苦奮斗，中國境內已陸續消滅了血吸蟲病、瘧疾、脊髓灰質炎等困擾了人類數千年的疫病，中國人已許久不曾“談疫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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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世界上的死亡總人數中，死于傳染病者占三分之一。 近年來，相繼出現的艾滋病、SARS乃至現在正在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都在用冷冰冰的事實告訴人類：距離解決傳染病問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疫病歷代不絕，頻繁肆虐，可以說，五千年來，中國人就一直在和各種疾病做斗爭，也在不斷面對疫情的過程中積累了數千年的經驗。從古至今，中國 人都沒有屈服和絕望過，而是一直在積極采取措施，尋求著所有可能降低、減少傳染病發生的方法。幸運的是，縱然人類與傳染病的斗爭永無止境，借古鑒今，如今我們卻有了對病毒更為科學的認證，有了更加快捷的物流和暢通的信息傳播途徑，有了更加專業的醫護人員，更有全民齊心、眾志成城的信心，相信這次疫情很快就會過去。

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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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沂市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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