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國立江蘇醫學院?

校慶八十五周年系列

抗戰中的國立江蘇醫學院

1934年江蘇省立醫政學院（今南京醫科大學）創立。三年經營，初具規模，然適逢抗戰，學校被迫西遷。1938年，學校在湖南沅陵與南通學院醫科合并改組國立江蘇醫學院，一路經湘貴、入川渝，在戰火中培育醫學亟需人才，組建中國預防醫學研究所，組織空襲救護隊和流動醫療隊，為醫學擔道義，為國家安太平，走過了一段負重奮進、可歌可泣的辦學歷程。

一、國立江蘇醫學院在戰火中成立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日軍依靠軍事優勢一路南下。10月下旬，淞滬會戰日益吃緊，首都南京危在旦夕。身處南京第一后方——江蘇省會鎮江的省立醫政學院師生也更加迫切的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與威力，積極行動起來組織“重傷后方醫院”，救治患病負傷的抗戰軍民。10月29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發表了《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與抗戰前途》的講話，首次公開宣布為堅持長期抗戰，國民政府將遷都重慶，以四川為抗敵大后方，揭開了中國抗戰西遷的序幕。

1937年11月，時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的陳果夫因戰事主動辭去省立醫政學院院長一職，由胡定安繼任。11月23日星夜，學校大部分教職工與135名醫科學生以重傷醫院名義，乘船溯江而上，由江西至武漢，又轉道長沙，后沿沅水直抵沅陵，借用湖南省立初級油漆學校房舍[1]，并臨時搭建了十余間茅草屋上課。時值秋冬之交，天氣陡然轉涼，多數學生出發時沒有帶冬衣，甚至連換洗的衣襪都沒有；加之家國路遠，戰爭方殷，家中音信全無，學費生活費均無著落。師生一路風餐露宿，備受艱辛，所幸人身及隨身物資安全無虞。遷校過程中，“移出之圖書凡1200余種，各教室及附屬機關儀器標本等2600余份，藥品衛生材料及試藥等2000余份，其他車輛、公文、運動器具等不與焉。”同時，院刊《戰時醫政》在烽火中公開發行，期刊倡導醫政理想，主張以“政”統“醫”，“在戰時盡量發揮宣傳力量，盡量提出公開商討，盡量力謀精誠團結，盡量調整醫事人才和醫務工作”[2]，力主高效能地開展戰時救護和戰區防疫。

戰火紛飛之際，以第七重傷醫院名義西遷衡陽的私立南通學院醫科與遷校沅陵的省立醫政學院同感經費拮據，辦學困難，經教育部統籌并報請最高國防會議通過，1938年8月9日兩校在沅陵改組國立江蘇醫學院。自此，學校實現了由“省立”到“國立”的轉變。據不完全統計，1937年全國共有國立醫學院校（含綜合性大學的醫學院或醫科）7所，另有國立醫藥、牙醫專科學校各1所，省立醫學院校8所，私立醫學院校14所[3]。江蘇醫學院入列“國立”，實屬難能可貴。不久長沙會戰，沅陵地處前方，偌大的湖南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學校被迫于12月遷址貴陽，臨時借用貴陽達德學校校舍繼續上課，盡可能使教學活動不中斷。1939年1月15日，胡定安在貴陽正式就任國立江蘇醫學院院長。當時，貴陽上空時有敵機空襲。據35級醫療系校友馮伯昕回憶錄《抗戰八年來生活之回顧與今后》記載，39年2月4日，貴陽空襲警報響起，正在上課的他和同學們急忙躲到東城門下。“轟然一聲，滿城大火，魂魄幾為之失”。當日，城中被炸死者488人，輕傷不計其數。學校兩架高倍照相顯微鏡被燒毀。1939年初，學校接教育部命令，復遷重慶北碚池角蕩（后更名“蘇醫邨”）。師生在日軍轟炸和炮火硝煙中先后分批抵達，5月下旬正式復課。至此，國立江蘇醫學院在重慶開啟了長達八年之久的辦學歷程。

二、北碚嘉陵江邊的“蘇醫邨”

1939年3月6日，國立江蘇醫學院在重慶棗子嵐埡47號設駐渝辦事處。同月23日，勘定重慶北碚為新院址，并購下北碚醫院（今重慶第九人民醫院）為院舍，辦事處則移至重慶紀明坊3號。4月14日，學校停課遷往北碚。北碚位于重慶市城區西北部，抗戰時期以雄厚的經濟實力、濃郁的文化氛圍、優良的環境衛生而名揚四方。北碚能有如此成績，與民國一位人物有莫大關聯；而國立江蘇醫學院意愿遷址北碚，順利實現辦學，此人也功莫大焉。該人就是盧作孚。盧作孚是我國著名愛國實業家，舊中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民生實業有限公司創始人。毛澤東曾贊譽近代四位實業界人士，其中之一即為盧氏。盧氏先后主持峽防團務局、嘉陵江鄉村建設實驗區署，辦實業、重教育、興衛生，在北碚開展鄉村建設運動，取得了顯著成績。抗戰期間，北碚云集了上百的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和文化單位。1939年5月14日，胡定安院長以國立江蘇醫學院名義致函嘉陵江三峽鄉村實驗建設區署：“案查本院奉令遷移，商購北碚地方醫院房屋為院舍，已經遷入辦公，并定本月二十二日在新院舍開課，除呈報并分函外，相應函請。” [4]主要函請對象就是盧作孚及其時任署長的弟弟盧子英。事實上，學校除商購土地外，在開辦護士學校、實施衛生教育、開展衛生防疫、舉行公開活動，都得到了盧氏及其轄管區署的大力支持[1]。

【目前發現的涉及國立江蘇醫學院在重慶北碚辦學的檔案資料較少。據不完全統計，重慶檔案館現存18份有關文件資料，其中“國立江蘇醫學院遷移新址辦公的函”、“告知中國育嬰保健會免費診治的公函”、“函請三峽村實驗區署建設細菌檢驗隊”、“請北碚管理局備案護士學校”、“關于擔任北碚中國西部地方病調查所理事的邀請函”、“關于國立江蘇醫學院救護隊向實驗區署申請醫務用品的函”、“1947年回遷鎮江時的房產委托”、“函請區署為百姓免費注射疫苗”、“三峽鄉村實驗區擬請各部與國立江蘇醫學院合作以推進地方衛生事業”、“向北碚管理局申請準予演出《天長地久》話劇”等10份檔案均與區署及盧氏相關。】

奠基石（現存重慶第九人民醫院）

在地方政府和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國立江蘇醫學院逐漸在北碚安定下來。師生以醫學專長服務人民大眾，加之學院房屋矗立在嘉陵江邊，人們親切稱之為“蘇醫邨”。學校安頓后，開始改組機構，完善規章。院長直轄人事組與會計室，其余院務分設教務、訓導、總務三處掌管。教務處下設注冊、出版兩組與圖書館；訓導處下設生活管理、課外活動、體育衛生3組；總務處下設文書、庶務、保管、出納四組。學校接著又組建了附屬醫院、附設公共衛生事務所、附設高級護士職業學校以及寄生蟲學研究部等機構，頒布實施了《組織大綱》、《學則》、《會議規則》、《各處室院班章則》、《教職員聘任服務請假章則》、《學生遵守規則》，籌建各種委員會，并形成《各種委員會暨其他章則》，使辦學于法有據、有章可循。戰時遷移，罔顧事業；一旦安定，痛定思痛。1940年，胡定安院長面對戰時學校的發展曾提出如下設想“本院成立于危難之際，遷徙于艱難之中，閱時一載，院基始建。此后應如何致力于戰時醫育，為抗戰建國盡其本位一份子之責；進而為新醫學開一新紀元，以福利世界人群。是在承先啟后，發揚蹈厲，精勤不懈，迎頭趕上而已。”[5]可謂用心良苦。

三、培養戰時亟需醫學人才

抗戰軍興，救護工作和醫療防疫因專門人員的缺乏而舉步維艱。據統計，截止1939 年3月，全國計有醫師9837人，牙醫師287人，藥劑師468人，助產士3878人，護士4927人；另有外籍醫師約400人，護士約100人。專就醫師一項而論，平均每4.6 萬人對應1 人，可見醫衛人才是何等的匱乏[6]。國立江蘇醫學院以培養戰時亟需人才為己任，一是“培植適合國情能在公醫制度下盡職之醫師”，能夠“深入民間……服務前方或留在后方從事救治負傷將士者”；二是“培植為衛生行政努力之醫政人員”“本院之教育宗旨，不惟欲作育臨床專科醫家，抑且欲造就能為衛生行政努力之先鋒生力軍也”；三是“完成醫政各級佐理人員之訓練”，“佐理人員中之護士助產士無論矣，即其他應急需之檢驗技術人員，助理護士，藥劑生等，亦有加緊訓練之必要”；四是“培養師資，并養成致力研究高深醫學學術之風尚”，“百年樹人，宜早為之計”，主張從根本上提升醫學人才培養數量和質量[5]（45-46）。為加快戰時醫學人才培養，學校起初以舉辦醫本科為主，1939年10月接教育部令，開辦以初中畢業生為對象的護士助理職業訓練班。1941年，籌辦附屬醫院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奉教育部令增辦衛生教育專修科，并為邊疆學校代辦衛生教育專修科。1944年3月，教育部核準舉辦高中畢業為起點、學制六年的醫本科。同年7月，教育部批準增辦初中為起點、學制六年的醫學專修科。簡要列表如下：

所設專業

招生起點學歷

學制

備注

醫本科

高中畢業

六年（原為五年）

重點培養臨床專門人才

醫學專修科

初中畢業

六年

重點服務農村和城鎮

護士助理職業訓練班

初中畢業

一年

適應戰時需要，后成立附屬醫院高級護士職業學校

衛生教育專修科

不詳

三年

為邊疆學校代辦

戰時辦學條件艱苦，沒有電燈、自來水和溫飽生活，卻有敵機轟炸和生命之虞。師生在艱難的生活中振奮精神，刻苦學習，嘉陵江畔的船夫曲與蘇醫課堂的讀書聲交織在一起，成為當時的一景。學校盡可能組織好課堂教學，做好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學校與社會的銜接。“蘇醫學生的生活是緊張的，是刻苦的，是嚴肅的，同時也是自由而愉快的”，學校組建了籃球隊、排球隊、網球隊，舉辦假日郊游、游泳劃船等文體活動；此外還協同周邊復旦大學等高校開展國文、英語演講比賽，學生德、智、體、能得到全方位培養和鍛煉。截止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立江蘇醫學院共培養各級各類人才451名，其中研究生2人，醫本科373人，衛生教育專修科12人，護士64人[7]。許多學子后來成長為醫學名家和專門人才，如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中國寄生蟲學開拓者趙慰先，中國第一本細菌學專著——《醫用細菌學》的編撰者陳少伯，中國第一部黑白組織胚胎學圖譜的編寫者蔣加年，連續層次解剖法的開創者姜同喻，國家一級教授、雙氣囊三腔管創制者仲劍平，支援抗美援朝戰場并擔任醫療隊隊長的劉正確，美中醫學科學中心會長、中國駐美聯絡處和大使館醫學顧問高景泰，等等，均是國立江蘇醫學院時期進校學習的。

四、推進戰時醫學科學研究

國立江蘇醫學院自成立之日起，即重視科學研究工作，并明確寫入了《組織大綱》。這與胡定安博士留學德國，深受“洪堡精神”熏陶，注重科學探究不無關系。1940年，學院遷址北碚辦學甫定，胡氏在《本院之將來》就談到：“戰爭足以阻止學術之進步，雖為一般之事實，惟吾人之抗戰，為維持宇宙間之公理，世界上和平，人類間道義……殘暴之倭寇，果能阻止我學術之進步乎？！”[5]（45）胡氏的自信與期望，大概有以下原因：一是學校名師薈萃，有著良好的科研人才儲備。當時學校有國民政府部聘教授，中國寄生蟲學奠基人洪式閭；我國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奠基人，后任南京醫學院、山西醫學院院長的邵象伊；國家一級教授，著名解剖學家王仲僑；卓越的兒科學家，后任南京醫學院院長的顏守民；著名藥理學專家，后擔任青島醫學院院長的徐佐夏；當時被載入美國科學名人錄，后為浙大藥學系、醫學院重要創始人的孫宗彭；國際著名生理學家，后任（臺灣）中國研究院院士的方懷時，等等。可謂人才濟濟，于斯為盛。二是當時國內西醫研究的落后。“我國新醫學之輸入，迄今數十年，在全世界醫學上尚無相當地位……欲求一完好之專門著述，幾等于零，后進進修，除借材外籍外，別無他法也。故醫學之落后，一則因為學術環境，未經建立之所限。一則為吾人不能在學術上各盡其努力之表征。”醫學研究十分落后，亟待加力追趕。三是政府及社會的支持。希望“賢明教育當局，及海內賢達，予以匡助，使本院將來成一最高醫學學府。”[5]（46）如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前任院長陳果夫的胞弟陳立夫，無論出于私交還是公益，對學院事業大力襄助。

第一篇自然雜志封面

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遷渝，難民大量涌入，加之日軍的封鎖和轟炸，物資緊張，藥品奇缺，流行病和疫病盛行。后方的穩定直接關系著前線戰場。為安撫民心、穩定社會，發展我國預防醫學，胡定安、洪式閭、邵象伊、褚葆真等教授集議，發起成立中國預防醫學研究所，此議得到了翁文灝、朱家驊、陳果夫、金善寶、潘公展、茅以升、羅家倫、竺可楨等先生的贊助。1941年5月17日，研究所正式成立，由胡定安院長任總干事，下設四部九系。1942年7月，教育部批準成立了醫學研究所。同年8月，醫學研究所成立寄生蟲學部，由部聘教授洪式閭任主任。1947年，奉教育部令改組為寄生蟲學研究所。

預防醫學研究所和醫學研究所成員積極開展醫學研究，實施寄生蟲田野調查和現場診治，開展中國人血型統計和研究，探求雄黃、馬齒莧等傳統藥物治病機理，研發中成新藥。1945年，寄生蟲學部李非白教授、楊復曦技師的論文《蠕蟲透明標本制作新法》（AMedium For Mounting Parasitic Helminth）發表在《自然》雜志第156卷上。不僅如此，預防醫學研究所還研制出牛痘疫苗、霍亂疫苗以及霍亂傷寒混合疫苗，為解除民眾疾苦、突破日軍物資封鎖作出了突出貢獻。1942年8月，寄生蟲學部成立之初即招收研究生，開創了學校研究生培養的先河。

寄生蟲研究所

五、服務社會民生和抗戰軍民

醫學救死扶傷，關愛生命，事關社會安定、強種強國。在缺醫少藥、疫病肆虐的戰爭年代，醫學的地位尤顯重要。抗戰中，國立江蘇醫學院師生堅持以專業專長實施醫療服務、衛生防疫和戰時救護，在服務軍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開展臨床醫療服務。戰時重慶醫療衛生條件較為落后。1939年，市衛生局接辦私立市民醫院，成為重慶第一所公辦醫院。1943年12月市立產科醫院開始門診，耗資120萬元，設病床50張[8]。為解決民眾看病難以及學生見習實習等問題，1939年8月，學院籌建附屬醫院，實行分科治療。“附屬醫院位于青碚公路旁之祖灣，占地五畝余，系賃民地自建，環境清幽，頗適療養”。11月20日，附屬醫院開診，固定床位46張，設內、外、婦、兒、眼耳鼻喉、精神衛生、皮膚花柳病等科，以及理療、檢驗、藥局等科室。1942年11月27日，附屬醫院成立社會服務部。抗戰時期，婦女兒童受害最深，眾多兒童在戰火中罹患重病，無錢醫治，無家可歸。1941年11月，由邵象伊教授領銜的公共衛生事務所與中國育嬰保健會合作，開辦了北碚嬰兒施診所，結合臨床推動兒童衛生保健，實施免費臨床治療。“本會（中國育嬰保健會，作者按）為推行育嬰保健之醫藥救濟，特與國立江蘇醫學院附設公共衛生事務所合辦北碚嬰兒施診所，專事嬰兒疾病（自出生至五足歲止），醫藥各費均免”[8]，著力維護兒童身體健康，確保民族復興的火種。

開展嬰幼兒免費診療

2.開展衛生教育與地方病防治。瘟疫往往伴隨著戰爭而來，民眾在戰火中殘喘茍活時，還要受到疾病的折磨。抗戰期間，重慶地區連續發生了天花、霍亂等數次瘟疫。據1939年6月21日的《國民公報》記載：“重慶時疫流行，川東南小兒死亡率駭人聽聞，入春以來，已斃3000余人。” 為此，學校與三峽實驗區署共同實施公共衛生學術講座，編輯醫藥常識，舉辦夏令衛生宣傳周，兼辦衛生教育施教區，開展衛生教育。同時還組建了細菌檢驗隊，開展霍亂疫苗義務注射和寄生蟲防治。“北碚地方曾于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由北碚管理局與國立江蘇醫學院合組地方病防治隊從事流行北碚之鉤蟲病防治，計先后治愈病患者達四千人以上。查鉤蟲于四川為流行而全中國防治地域，實以北碚為肇始……邀集國內衛生醫藥專門學者發啟在北碚籌設北碚中國西部地方病之調查所，繼續北碚地方病防治隊已有工作，并推廣全川地方病之調查研究，藉以解除民眾痛苦，增進民族健康。”[10]學生也積極行動起來，如當時學生社團海盟會成員，先后調查過湘西沅陵的社會狀況，貴陽的衛生行政設施；學校遷入北碚后，又開展環境衛生以及煤礦工人衛生調查，將衛生宣講、戶籍調查和疾病預防等有機融合在一起。

碚霍亂防治經過報告

3.開展“重慶大轟炸”救護。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遷渝后，重慶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樞。為徹底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從根本上打垮中國，日本自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蓄意以居民區、商業區、學校、機關等人口密集和繁華地區為目標實施無區別轟炸長達五年半之久，并投以燃燒彈進行焚城，史稱“重慶大轟炸”。據史料記載，僅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大轟炸中，“傷男女1596名，死亡1572人，傷亡共計3168名”[11]。遷址重慶辦學后，國立江蘇醫學院師生積極行動起來組建若干空襲救護隊，后又與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合作，組成空襲流動醫療隊，救助傷亡民眾。5月30日，敵機轟炸學校所在地北碚，在敵機還沒有撤退之前，師生們就沖向一線急救和護理傷員，受到教育部的傳令嘉獎。6月24日，敵機兩次轟炸北碚，學校附屬醫院三等病房被炸毀，造成7人死亡、5人受傷；10月10日，日機再次轟炸重慶。硝煙彌漫之中，學校師生又以悲憤的心情投入了緊張的救援。不僅如此，學校師生還盡量謀求團結，為遭受戰爭創傷的人們送去安慰。1940年5月29日，敵機轟炸時將數十枚炸彈投入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造成7人遇難，1人重傷，3人輕傷的慘案。事件發生后，國立江蘇醫學院致電慰問：“自豫鄂大捷，我軍愈張，敵勢愈竭，喪敗之余獸行益暴。日來，寇機肆虐我學校，殘殺我平民，妄冀摧毀我文化，消滅我軍源，其心至毒，其策至拙……憤惋同深，益堅敵愾，誓復國仇。謹致慰問。愿共同努力，以求最后之勝利。”[12]

重慶大轟炸油畫

八年抗戰，終迎曙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947年，國立江蘇醫學院回遷鎮江辦學，原校址在淪陷期間被日軍強占為海軍司令部，損壞嚴重。“河山無恙，慨國是之猶棼；黌舍雖存，驚毀損之已巨”。今天，硝煙雖已散盡，警鐘仍需長鳴。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難書，不容篡改；而國立江蘇醫學院師生在抗戰中所體現的愛國奉獻、英勇抗爭的精神卻值得我們永遠珍藏！

參考文獻：

1.陳琪,沈洪兵,南京醫科大學校史[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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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立江蘇醫學院致嘉陵江三峽鄉村實驗建設區署的公函（1939年5月14日）[G].重慶市檔案館

5.國立江蘇醫學院概覽[G].南京醫科大學檔案館，1940：45

6.汪元臣,抗戰二年來之醫學教育[J].醫育,1939(3):11

7.國立江蘇醫學院醫本科1952級畢業紀念刊[G]. 南京醫科大學檔案館，1952: 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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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國育嬰保健會請各鎮鄉廣為宣傳免費診治的函（1942年3月31日）[G].重慶市檔案館，

10. 洪式閭、盧作孚、盧子英致某專家擔任中國西部地方病調查所理事的邀請函（1946年6月5日）[G].重慶市檔案館

11.五三五四兩日敵機襲渝及被災概況表(1939年5月7日)[G].重慶市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