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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光寺塔古經紙的研究

        作者:許鳴岐(《中國古代造紙術起源史研究》作者)

        原載:1979年11月《文物

        編輯按:文本框中的文字是伍倫拍賣編輯所加,參考蘇州博物館編著的《蘇州博物館虎丘云巖寺塔、瑞光寺塔文物》,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著的《翰墨縹緗:國家珍貴古籍特展暨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成果展圖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出版。

        瑞光寺塔習稱瑞光塔,位于蘇州城西南盤門內,1956年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瑞光寺初名普濟禪院,據史料記載,三國吳赤烏四年(241)孫權為迎接西域康居國僧人性康而建。十年,孫權為報母恩又建十三層舍利塔于寺中。而根據先后在塔內發現的寶幢木函、佛經、石礎、塔磚等文物上的紀年文字,與塔的平面結構、外觀綜合考證,今塔系北宋景德元年(1004)至天圣八年(1030)所建,當時佛寺名為瑞光禪院。寺院歷經毀修,塔曾于南宋淳熙,明洪武、永樂、天順、嘉靖、崇禎,以及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間修葺。清咸豐十年(1860)又造兵燹,寺毀塔存,統治十一年(1972)曾加以維修。

        為防傾圮,1954年對底層壺門、佛龕砌磚加固,長期封閉。1963年對全塔作調查測繪,在塔內發現佛像銘文磚。1978年4月,在第三層塔心內發現真珠舍利寶幢等一批晚唐、五代和北宋時期的佛教文物。

        造紙術發明于我國西漢時期的黃河流域。東漢以后,隨著長江流域經濟的逐漸上升,造紙術向南方傳播,造紙原料技術和紙的品種、質量都不斷擴大、改進。東晉時,江南地區造紙已經達到很高水平。但是,以前造紙史研究者對我國北方古紙的研究較多,對南紙的研究較少。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的古代經卷五種共一百二十一卷和經咒兩張,為研究南方古紙提供了有價值的實物標本。我們在蘇州市博物館的支持下,選擇其中三種經卷和一張經咒用紙,作了外觀形態觀察和化驗分析,對這批古經紙的年代、產地和制造、加工等方面提出以下膚淺的認識。

        一、古經紙的斷代

        【唐-五代】碧紙金書《妙法蓮華經》

        縱27-27.6厘米 總長951-1215.5厘米

        此經書是1978年于蘇州瑞光寺塔第三層塔心得天宮中發現的。系用極細的竹絲編織成經帙包裹,然后存放在黑漆嵌螺鈿經箱中。經書共七卷,在碧紙(磁青紙)上用泥金書寫,卷軸裝。

        每卷引首有經變圖一幅,畫面泥金繪制,略設色。包首為泥金繪牡丹圖案,也有幾何紋邊框。

        第二卷尾部墨書題記“大和辛卯(931年)四月二十八日修補記”。

        1.泥金寫本《妙法蓮華經》(以下簡稱《法華經》),一部,共七卷,手卷,使用碧紙。首尾都未署明寫經年代。第一卷末尾有墨書題字:“常州建元寺長講法華經大德知□記”。第二卷末尾有墨書題字:“大和辛卯四月二十八日修補記”。大和辛卯為五代吳國大和三年(931年),當時對此經已作過修補。第七卷末尾有泥金題字:“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五日,弟子朱承惠特舍凈財,收贖此古舊損經七卷,備金銀及碧紙,請人書寫,已得句義周圓,添續良因,……”說明經過二十五年,到五代后周顯德三年(956年)此經又轉到朱承惠手里,并再次修補。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此經入蘇州瑞光寺塔。顯德三年進行的是一次大幅度的修補,原經及補經的用紙、形制及字體都有明顯的區別。我們試將原經及補經的經紙及字體對比如文后附表。

        經書共七卷,除卷一是原經外,其余六卷都經過修補,其中卷三、卷七全部修補,僅卷前的一張扉頁圖未經修補;卷二、四、五、六都不同程度地修補過。總計這部經的四分之三是在顯德三年修補過的,未修補的原經僅占四分之一。從而可以斷定,這部《法華經》經紙不是出于一個朝代,其中補經紙是五代后期顯德三年或略早時造的碧紙,而約占四分之一的原經紙是在五代大和辛卯年(931)之前的。關于這一部分原經紙的年代,筆者從如下五個方面來推斷:

        (1)第一卷卷尾署“常州建元寺……”。常州前稱晉陵,唐至德二年(757)始改稱此名(湯成烈總纂《武陽湖縣志》)。所以寫經當以此時為年代上限,原經碧紙的制造年代上限也約在八世紀中葉。

        (2)碧紙質地堅韌,歲久不蛀,入水不濡,色澤耐久。今天所見這部經的補經紙是在顯德三年修補上去的碧紙,過六十一年后入瑞光寺塔,至今依然完整如新。與此對比,原經碧紙的老化程度較深。此經在五代大和辛卯年已作過修補,估計寫經時在大和修補年之前不少于六十年,經紙至遲應是九世紀晚唐時所造。這是推斷的下限。

        (3)古代各個時期寫經紙有一定尺寸。據造紙史研究者對唐代寫經紙的實測:“每張紙的長度為45-52、闊度26-28厘米”。①而五代因社會動亂,寫經紙尺寸不齊,實測:“小的直高146毫米,大的直高300毫米,相差一倍多。”②原經碧紙的尺寸符合唐人寫經紙的尺寸。

        (4)“碧紙”這個名稱只見于唐及五代,在唐以前及五代以后是沒有的。這是一種佳紙,為名家用來揮毫。佛教徒為了表達虔誠,也特意用貴重的碧紙寫經。但因其貴重,由唐、五代遺留下來用碧紙寫的經卷,還是極為罕見的。

        (5)一般地說,唐代造紙,桑皮纖維處理技術不如五代后期以后成熟。這部經書的原經紙桑皮纖維粗長,平均6.38毫米,比補經紙纖維長1.5倍(圖一、二),反映了五代以前的技術水平。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寫本《法華經》的原經碧紙的上限在八世紀中葉的中唐,下限在九世紀中葉的晚唐。

        【宋】雕版印書《妙法蓮華經》

        縱16.9-17.1厘米 每卷長51.5-55.5厘米 通常277-339厘米

        1978年在瑞光寺塔第三層塔心磚龕天宮內發現。為卷軸裝,原七卷,其中第六卷碑毀。頁面不設邊框,字體書法端整,刻工精細,可以和開寶年間蜀刻官本相媲美。每卷引首以橫長14-16厘米的碧紙為包首。

        2.刻本《妙法蓮華經》(以下簡稱《法華經》)一部,存六卷(應七卷,缺第六卷),手卷,用黃經紙。紙直高16.9,橫長45.7厘米。卷首、卷尾均未署明開雕年月。我們從以下三方面研究經紙的年代。

        (1)顯微鏡下觀察經紙的纖維成分,大部分纖維較粗長,表面很少起毛;纖維末端一頭平,一頭尖削,有不太規則的橫節紋;纖維端部外壁包有一層透明膠質層,用碘氯化鋅染色時呈藍紫色。這與桑皮纖維特征相似,應屬桑皮纖維。同時還觀察到小部分細小挺直的纖維,細胞壁較厚,有呈腰鼓形的石細胞和薄壁細胞,顯然是竹纖維。用碘氯化鋅染色時呈黃色,這是由于竹纖維內含有較多的木質素的緣故。分析鑒定,此經紙是桑、竹混合料所制成(圖三)。我國用竹造紙始于北宋。北宋初蘇易(957-995年)《文房四譜》中說:“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蘇軾(1036-1101)《東坡志林》卷九中也說:“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據此推斷此黃經紙的制造年代不早于北宋初。

        (2)這部經的第一卷扉頁有朱書題記:“天禧元年九月五日雍熙寺僧永宗轉舍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入瑞光院新建多寶佛塔……”。天禧元年即1017年,這部經是在此以前刻印的。

        (3)刻本字體為楷書,筆劃嚴謹,始終一絲不茍,近似歐體,有宋初刻本特征。所以推斷:刻本《法華經》 黃經紙是北宋初所造。

        佛說相輪陀羅尼

        北宋天禧元年(1017)寫本

        出自蘇州瑞光塔,存105件,卷后有發愿題記“佛弟子某某書寫此經,舍入瑞光寶塔永充供養”字樣。

        名錄09975

        3.寫本《佛說相輪陀羅尼》(以下簡稱《陀羅尼》經),手卷,為內容相同的一百零五件,全用黃經紙。各件首或尾署明蘇州、吳縣及長洲不同身分的施主于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的7月至9月間施舍入瑞光寺塔。我們抽取了第十九、二十六兩件(按蘇州市博物館編號)測得直高、橫長為15.6×44.8厘米和14.5×48.3厘米。顯微鏡下觀察兩件紙樣成分是楮皮及竹的混合纖維,其中大部分是僵硬挺直較細小的纖維,有較大的導管,呈腰鼓形的薄壁細胞和石細胞較多,用碘氯化鋅染色時呈藍紫色,說明原料是竹漿混有部分楮皮纖維(圖四、五),與刻本《法華經》經紙的斷代相同,此黃經紙是北宋1017年前不久所造。

        【宋】雕版印刷《大隋求陀羅尼》經咒

        漢文版44.5×36.1厘米

        1978年發現于蘇州瑞光寺塔第三層天宮,藏于真珠舍利寶幢內。皮紙印刷。“大隋求”,經名,“陀羅尼”,梵語咒語之意,即大神咒。

        漢文《大隋求陀羅尼》經咒,以釋迦像為中心,按順時針方向由內而外連續環以同心圓排列的經文,四角為四天王像,下部正中長方形框內印有“劍南西川成都府,凈眾寺講經論持念賜紫義超同募緣,傳法沙門蘊仁、傳法沙門……同入緣男弟子張喧……同入緣女弟子沈三娘……咸平四年十一月□日,杭州趙宗霸開。”

        4.刻印《大隋求陀羅尼》(以下簡稱《陀羅尼》經咒)(漢文)一張,直高、橫長為36.5×46.2厘米。顯微鏡觀察鑒定紙纖維屬于楮或構(圖六)。經咒右角邊印有“咸平四年十一月日,杭州趙宗霸開” ,說明是北宋初1001年由杭州趙宗霸雕印。經咒所用楮皮紙當是在北宋初生產的。

        二、古經紙的產地

        1.寫本《法華經》碧紙產地: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說到“常州開元(713-741)貢紙”。能以紙進貢朝廷,表明常州在唐代產紙之著名。此經第一卷末尾墨題“常州建元寺”,原經碧紙有可能是晚唐或中唐時常州所生產。補經第七卷末尾金字書題“顯德三年歲次丙辰”,查五代后周顯德三(956年)時,常州屬南唐國,這一年為南唐保大十四年。當時的蘇州屬吳越國版圖,吳越錢氏統治者向北方后周小朝廷稱臣,沿用后周年號。看來此經卷在顯德三年大修補之前已由常州流傳到蘇州。蘇州在唐時已生產一種著名粉箋紙,稱姑蘇箋。《吳郡志·土物》中記載:“綵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 ③錢氏統治的吳越國有“佛國”之稱,當時的蘇州是吳越國第二中心,寺宇林立,大量抄寫和刻印佛經,促進了當地的造紙業。北宋熙寧至元豐(1068-109年)間生產一種著名的金粟山藏經紙,可與唐代著名的寫經用硬黃紙相媲美。據《蘇州府志·物產》稱:“金粟山藏經紙造于蘇州承天寺。” ④金粟山藏經紙采用繭紙⑤。《吳縣志·物產》中記:“元時又以繭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 ⑥“繭紙”實為皮料紙,因紙纖維長,潔白如繭,故名。明文征明《漪蘭室圖卷》有陳道復題引首:“宋金粟山藏經紙,楮桑合制。”表明生產金粟山藏經紙的原料不是絲繭而是皮料。這次我們分析補經碧紙的原料為桑皮,符合吳中造紙實情。《天工開物·殺青》中記:“桑皮造者曰桑瓤紙,極其敦厚,……三吳收蠶種者必用之”。蘇州歷代以蠶桑絲綢著稱,具備利用桑皮造紙的條件。據此,我們推斷寫本《法華經》中補經碧紙是十世紀中葉蘇州生產的。

        2.刻本《法華經》黃經紙產地:此經卷用紙為北宋初生產。宋代吳中用竹造紙極盛。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云:“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李之儀《如溪題跋》中說:“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南宋陳植說:吳人取越竹造春膏紙⑦。刻本《法華經》用紙是桑、竹混合料制造,與古籍所載宋初吳中用竹造紙的史料相符。古時一個地方的造紙與印刷總是伴隨發展,五代后唐長興三年(932年)馮道在奏章中說:“嘗見吳、蜀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無典經。”南宋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中說說:宋時“鏤板之地有吳、越、閩”。可見五代、宋時吳中雕刻印刷之盛。刻本《法華經》應是在蘇州所刻印,所用紙也是當地生產的。

        3.寫本《陀羅尼》經一百零五件中的第十九、二十六兩件的用經紙產地:這些經卷全是蘇州、吳縣及長洲佛教徒請人或自己抄寫,使用的寫經紙應是當地生產的。經分析,該兩件經紙都用楮皮與竹混合料所造。按照對刻本《法華經》用紙產地的推斷,同樣可以推斷兩件黃經紙也是蘇州本地所產。

        4.刻印《陀羅尼》經咒(漢文)皮紙的產地:經咒是北宋初在杭州刻印的。當時杭州盛產皮料紙,故經咒所用皮紙應是當地所產。

        三、古經紙的制造

        1.蒸煮:在顯微鏡下觀察古經紙的纖維形態時,發現有顆粒狀物質。已經有研究者對西漢灞橋紙通過激光顯微光譜分析,發現含有鈣、鎂等礦物質⑧,表明我國古代長時期在制漿工藝中采用石灰作蒸煮劑,加快纖維的離解作用。皮紙原料用新鮮生纖維,木素、果膠的含量多,需要堿性較強的蒸煮劑才能處理。竹是莖桿纖維,不易爛碎,更需要通過漚制和堿煮才能成漿。刻本《法華經》用皮、竹混料紙,經觀察和化驗,表面粗澀,未蒸解開的纖維束很多突出于紙面,用碘氯化鋅染色反應呈黃色,表明木素含量高,顯然是北宋初竹漿生產技術尚未成熟的表現。但寫本《陀羅尼》經中的第二十六件所用楮皮與竹混合料所生產的紙,紙面平滑細膩,纖維束很少,用碘氯化鋅染色反應呈藍色,說明蒸煮質量好,木素含量少。二者前后相去年數不多,可見北宋時竹漿制造工藝技術發展之快。

        2.漂白:這批古經紙除經咒皮紙外,都是染色紙。染色前原紙是 白色的;底色愈白,染色后顯出色澤愈鮮艷。古代造紙的漂白工藝采用“日光漂白”,其方法據清人黃興三《造紙說》:“曝已復漬,漬已復曝,如是者三,則黃者轉為白矣。其漬也必以桐子若(灰)、黃荊木灰,非是則不白。”⑨紙漿先經過陽光照射,利用空氣中的臭氧產生氧化作用,使植物纖維中所含天然色素或著色物質變成其他基因,然后利用桐子殼灰、黃荊木灰和草木灰的水溶液,溶出那些經過陽光照射而受氧化的物質,起到漂白作用。經過這種反復漂白工藝處理的紙漿所造的紙,白度高,久不變色,不易老化發脆,為近代用化學藥劑漂白紙漿所不及。刻印《陀羅尼》經咒皮紙是白色的,雖然經過將近一千年的漫長歲月,經我們用ZBD型白度儀藍光法測定其白度為65度,顯示了古代傳統漂白工藝的優越性。

        3.打漿:陳槱《 負暄野錄》敘述吳中用竹造春膏箋時說:“反復錘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胡祝玉《紙說》中說:“搗之于臼,千錘萬杵,搗愈多,而質愈融,楮骨竹筋盡為液流。”⑩寫本《法華經》的碧紙,顯微鏡下觀察纖維表面分絲帚化(圖一)纖維交織良好;耐撕拉的強度很高。寫本《陀羅尼經》第二十六件紙的纖維交織均勻。這些,與打漿充分是分不開的。《陀羅尼經》第二十六、 第三十二件紙的簾紋直徑分別測定為0.24毫、0.16毫米,說明抄紙用簾子的竹絲很細,這也只有通過充分打漿才能實現。由此可知,晚唐、宋初南方造紙的打漿工藝已很高超。

        4.抄紙:抄紙時,要使纖維在水中離散浮游,以便過濾后造成組織均勻的紙張。為此要加纖維懸浮劑。南宋周密《癸辛雜識》中記載:“ 凡撩紙必用黃蜀葵梗葉新搗,方可以撩,無則占粘,不可以揭,如無黃葵則用楊桃藤、橫葉、野葡萄皆可。”?這里記載的植物膠液,有黃蜀葵、楊桃藤即獼猴桃、木槿、野葡萄即白蘞;此外還有刨花楠、梧桐即青桐梗等。這些植物膠液滑潤,透明,懸浮性能良好。寫本《法華經》原經碧紙的纖維最長13.02毫米,最寬25.6微米,這樣長和寬的纖維比重大,在漿液中很容易沉降,若不用植物膠液,是抄不出十分均勻的佳紙來的。寫本《陀羅尼》經第二十六件經紙的勻度好,除了打漿充分以外,抄造時加植物膠液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我國古代在紙漿中加植物膠液、用竹簾抄紙的傳統工藝,至今江、浙一帶的造紙廠生產臘紙原紙和安徽涇縣造紙廠生產宣紙,還是一直在沿用著。

        四、古經紙的加工和裝潢

        1.染色:刻本《法華經》及寫本《陀羅尼》經用紙都經入潢,呈黃色。入潢工藝由來已久,目的是“染以黃檗,取其辟蠹”?。黃檗別名黃柏,皮色黃,味苦,入潢后的紙的色味即源于此。黃柏皮內含有小檗堿約1.6%,能起驅蟲作用?。寫本《法華經》用紙染以青色,故稱“碧紙”。染青色所用的染料是靛藍,又稱青黛,可從菘藍、蓼藍、槐藍、馬藍及大青等藍草中提取?。藍草為還原氧化染料,江南一帶盛產。清王其淦《常州賦》:“常州郡,藍草……多以之為淀,利用甚溥。淀亦作靛,鄉俗呼之為淀青”。寫本《法華經》紙用的青色染料藍草,可以就地取材。染色方法,最早是將染料刷 在紙上;到宋朝又發展為漿內染色法。寫經紙用黃檗染黃色,用青黛染青色,同樣收防蠹作用。筆者對古經紙再三觀察,未曾發現蟲蛀現象。

        2.施膠:這批古經紙中除經咒皮紙外,都具有良好的抗水性能,表明碧紙、黃經紙是經過施膠的。北宋寇宗奭《本草衍義》中記:“礬石,水化書紙上,才干,水不能濡,故知其性卻水。”筆者曾作過驗證,用全稻草漿加礬,抄成小紙樣,測得施膠度為0.25毫米,不加礬就達不到,故知礬能起一定的施膠作用。古經紙可能利用了礬的這種性能。

        3.加臘砑光:寫本《法華經》碧紙是經過加臘砑光的加工紙,紙面堅實,經測定緊度可達0.96 克/立方厘米,相當于現代經過超級壓 光的一號膠版印刷紙的緊度。這種紙平滑有光澤,書寫流利,是供書法家揮毫及宗教界寫經用的高檔加工紙。

        4.粘接:古經書為卷軸裝。寫本《法華經》卷一全長968厘米,由二十二張碧紙粘接而成。所用糊劑粘結力強,蟲不蛀。元陶宗儀《輟耕錄》中說:“古法用楮樹汁、飛面、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接,縫永不解脫,故如膠漆之堅。”清周嘉冑《裝橫志》:“余裝卷以金粟箋,用白芨糊,折邊永不脫,極雅致。”以白芨與面筋、楮汁三者混合的粘結糊劑不僅粘性大,而且能防蛀。這批古經卷的粘接縫寬度為3毫米,除了寫本《法華經》個別經卷在發現過程中人為造成脫縫,其余各經卷的接縫都牢固不脫,接縫處也沒有發現蟲蛀現象,表明糊劑性能良好。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蒙蘇州醫學院、江蘇師范學院圖書館及蘇州市圖書館支持,又得到蘇州市華盛造紙廠沈小明、吳桃珍、吳美芳諸同志的協助,在此一并致謝。

        注釋:

        ①王明:《隋唐時代的造紙》,《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

        ②潘吉星:《敦煌石室寫經紙的研究》,《文物》1966年第3期。

        ③范成大:《吳郡志》,《叢書集成》第3150冊。

        ④馮桂芬總纂《蘇州府志》。

        ⑤張燕昌:《金粟箋說》,《叢書集成》第1498冊。

        ⑥張一麐編纂《吳縣志》。

        ⑦陳槱《 負暄野錄》,《叢書集成》第1552冊。

        ⑧劉仁慶:《我國古紙的初步研究》,《文物》1976年第5期。

        ⑨鄧之誠:《骨董瑣記》。

        ⑩胡韞玉:《紙說》,《樸學齋叢刊》,1923年。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紙部》。

        ?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叢書集成》第1552冊。

        ?南京藥學院編《藥材學》,人民衛生出版社,1960年。

        ?商業部土產廢品局,植物研究所主編《中國經濟植物志》,科學出版社,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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