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斷交通：1917-1918年的鼠疫防治
近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蔓延全國，各省市紛紛采取“斷路”、“封城”、“停運”等舉措。實際上，隔離與阻斷并非今人創舉，實乃歷史積淀。在1910—1911年東北鼠疫期間，清政府首次大規模采取遮斷交通方式，并取得良好效果。其后在1917—1918年鼠疫防治過程中北京政府再次沿用此辦法。撫今追昔，不妨讓我們一起品讀這段陳年往事。
一、鼠疫來襲
1917年8月，鼠疫首先在綏遠伊克昭盟烏拉特前旗扒子補隆（今新安鎮，時屬五原縣管轄）一個教堂暴發流行，患者病狀均為“頭痛、畏寒、腰痛、咳嗽、呼吸促迫、神思殘憒、周身不安、口鼻行血”，取患者痰血用顯微鏡檢驗，“確系含有病毒，實為鼠疫黴菌”。9月下旬一支運送毛皮的馬車隊將疫情傳入包頭，10月傳入薩拉齊、土默特和呼和浩特，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涼城、集寧、卓資、豐鎮等地，進而從豐鎮、大同沿著京綏、正太、北寧、京漢、津浦等鐵路傳播到山西、察哈爾、直隸、山東、安徽、江蘇等省，構成全國范圍的重大疫情。
疫情傳播線路圖（資料來源：王承基總纂：《山西省疫事報告書》（第一編），太原大林齋南紙莊、上海中華書局印，1919年，插圖。）
1918年1月1日山西省政府接北京政府急電，告知綏遠、五原、薩拉齊及包頭鎮等地方發生肺鼠疫。1月7日，總統段祺瑞立即批準了內務總長錢能訓的呈文，任命伍連德、陳祀邦、何守仁三人為檢疫委員，負責防疫事務，并在大同一帶調查辦理。伍連德曾經在哈爾濱領導了抗擊肺鼠疫的斗爭，而且在1911年4月的奉天國際鼠疫會議上擔任會議主席，是近代著名的鼠疫防治專家，由其負責調查疫情再合適不過。另一方面北京政府迅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員會，由江朝宗擔任會長，隸屬內務部。并于7日下午開會討論防疫辦法，決定依照《傳染病預防條例》，以五薩等縣為實行區域，其東路豐鎮為交通要道，亦附在實行區域之內，并于殺虎口、清水河等處設防疫檢查所。但疫癥傳播迅速，5日便進入山西右玉縣，危及左玉縣。防疫委員會再次討論，決定設置三道防御線，即綏遠為第一段，由伍連德擔任；豐鎮為第二段，由何守仁擔任；大同為第三段，由陳祀邦擔任。此外，交通部命令京綏鐵路管理局配合防疫，暫停京豐鐵路全線交通。
然而分區域、分路線設防起步之初便遭遇挫折，“據聞豐鎮有兩人染受鼠疫斃命，伍連德醫官擬將死者尸骸解剖，以觀受病之原因及其情狀，竟未得死者家屬之同意。以該處風氣閉塞，聞解剖之說，地方人民甚為驚駭，已有聚眾滋鬧之事，并聞伍醫官已被人毆打”。作為醫學博士，遭受愚昧民眾的毆打，這讓伍連德難以接受，他堅決不肯繼續留在豐鎮，要求回京。為保證防疫工作的順利開展，北京政府根據1916年3月頒布的《傳染病預防條例》，以教令第一號、第二號分別制定了《檢疫委員設置規則》和《火車檢疫規則》。與此同時，閻錫山也認識到了疫情的嚴重性，決定派遣軍隊協助交通管控，“迭經研究，認定此癥有防無治，即派陸軍將沿邊口隘，分行駐扎邊境，遮斷交通，內地嚴重檢查”。至此，初步確立了由中央防疫機構會同地方政府劃定防疫區域，軍隊沿交通線檢疫防控，檢疫委員、地方官員、各鐵路管理局協同的防疫方案。
二、“遮斷”交通與鐵路檢疫
遮斷交通，是指通過隔斷疫區的內外交通，阻止客貨流動，并于通衢大道和交界孔道截留行旅、客商、士兵等，經過沿途所設檢疫所檢驗確系健康無病后，方給予憑證通關，以防止疫情向外擴散。在此次防疫過程中，北京政府不得不先后遮斷綏遠、山西、直隸、江蘇等省的鐵路、陸路和河運交通，并在沿途交通要點設置檢疫所和隔離所。
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該區域的交通狀況，華北地區地袤廣闊，鐵路網縱橫交錯，包括京綏、京漢、京張、津浦、膠濟、正太等線路。鐵路無疑是該區域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這些鐵路也就成為交通遮斷的首要目標，與東北地區鐵路利權被日俄占據不同，北京政府擁有華北地區大部分的管理權，故在防疫過程中不需要與列強進行交涉，更多地是與地方省政府、縣知事進行協調。
時近歲末，有很多自口外返鄉的苦工，也有奉命調遣的軍隊，還有來往頻繁的客商，強制性地遮斷交通，必然帶來兩個問題：一是隨著跨省界現代化交通的發展，地方各級政府實際管理范圍和難度增大；二是客貨滯留、隔離軍民等帶來的對隔離房舍、飲食供應等的要求，給各級政府造成巨大經濟壓力。苦工和士兵實際上占據當時華北地區流動人口的絕大部分，圍繞如何截留、檢疫、隔離、安置這些流動人口，在交通遮斷過程中，北京政府各部、各省政府、各鐵路管理局、各縣知事之間電文應接不暇，就具體事務交換意見，表達各自看法，為我們提供了窺探各級政府復雜的利益博弈圖景。
時任山西督軍兼省長的閻錫山，在得知右玉縣出現疫情之后，便電令大同鎮守使、雁門道尹將由綏入晉各口并為七處，設所檢查，“由該鎮道加派軍警醫士協同辦理，過客一律留所檢查，七日無恙，方令前行。遠邊、近邊各縣嚴令加意防范，省城設立防疫總局，會商中西醫士，切實籌防，派員購置藥品、器具，分發補用”，他認為，“伏查此種時疫傳染最速，非遮斷交通不足以嚴防制”。他所采取的防疫措施與內務部不謀而合，在豐鎮疫勢愈演愈烈之時，內務部隨即著令何守仁檢疫委員應于“綏豐往來要道各添設檢疫所一處，疫防蔓延”。如果說以上只是初步的點與點之間的遮斷與檢疫，那么從正太鐵路開始，整條、整段鐵路線的遮斷與檢疫工作逐漸展開。
閻錫山
為防止時疫南下太原，外交團所組成的衛生會提出，“太原至壽陽一段先行停車，以便籌辦設所檢驗”，交通部則較為慎重，隨即電令正太路管理局調查，“太原附近有無疫癥發現，應在何處查驗為宜，有無先行停車之必要”。經過調查，正太路管理局認為，一方面本路范圍之內實無設所檢疫相當之地，因固關為直晉兩省往來孔道，旅客難保不繞道固關，防不勝防，另一方面認為當前尚無疫癥發現，查驗地點難以先行鎖定，再則本路醫員僅有一人，不敷使用。雖然于正太路設防窒礙難行，交通部折衷之前各種觀點，要求先行在山西境內比較重要的四個站（太原、榆次、壽陽、陽泉）進行設防，“擬請各該地方官盤詰搭車旅客，確非從北地來者給予憑照，再由本路醫員察視后方準登車，本路只有醫士一人，應令常住石家莊籌備防治等事，太原擬暫聘天主教堂義國（意大利）醫士幫辦，至榆次、壽陽、陽泉三站應請鈞部暫行代聘華醫三員，分往任事，每員每月應送薪費若干”。
1月22日，交通部商準京綏火車于同日停止，以配合伍連德醫官赴豐鎮開展抗疫工作，另外內務部還電令晉北鎮守使張樹幟督率軍隊和縣知事在殺虎口、石匣溝、清水河、右玉縣等五處設所檢疫。然而，鐵路停車嚴重影響沿線正常經濟活動，不久即因“京綏停車，京師坐困”，于是京師總商會呈請交通部，要求“于五原、薩境發生之鼠疫四面嚴防，將京張火車克日開行，俾互通財貨”。交通部則做如是回應，“將京綏火車暫停原屬不得已之舉，旬日以來本部已深悉商民懇望情形，業與主管各機關趕緊籌商通車前應行布置事宜。一俟布置就緒，即可恢復一部分之交通，茲據前情查防疫事務系屬內務部主管，已再商行酌辦，至所請專在五原薩境四面嚴防之處，仰即逕呈內務部核可也”。最終《京綏鐵路、京張先開貨車辦法》經過防疫會決議通過，其中第6條明確規定貨物消毒，應是參照1911年4月28日奉天萬國鼠疫會議議決條款第十九條制定而來。
遮斷交通似乎較易實現，具體到地方防疫工作開展則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其一，邊地風氣未開。在伍連德被打之后，內務部即轉告各委員、都統，“邊地風氣未開，解剖實驗病菌之用，邊地不免驚疑，地方官吏妥慎辦理”。其二，軍隊飛揚跋扈，不服從檢疫。駐扎在豐鎮的第一師輜重營弁兵三十名赴綏領餉，歸途染疫，病死一名，到豐鎮后二日內又病死三名，經即檢驗確診為肺鼠疫，將同行士兵隔離尚能推行，“惟尸身尚未掩埋，擬用火葬之法，以絕根株，該連長不肯負責”，“連長既不敢負責，亦不肯孟浪，擬請鈞部會同陸軍部極力主持，俾一切計劃得以進行無礙”。其三，地方官員玩忽職守。面對此次疫情，閻錫山如臨大敵，然而代縣曾知事卻辦理不力，“業經撤任示儆，督飭文武各官加緊防范”。
既然軍隊飛揚跋扈，不服從檢疫，那么就讓他們負責檢疫事務，于是北京政府命令各豐鎮駐軍分駐四路防堵。不久，為預防鼠疫向東擴散，京漢鐵路局醫官即提出了系統的防堵辦法，“于直隸迤西邊境設一完備而長之防御線，自南口以至娘子關檢查防御，由地方公共協助防疫會施行”，與之前防疫方案不同，這次明確提出由軍隊駐屯防守，“于各官道內擇相宜地點設完全檢疫所，以軍隊屯扎防守，凡自西來旅客均須由醫生確實檢驗”。
檢查憑證
很明顯，京綏鐵路、正太鐵路、京張鐵路、京漢鐵路各有防疫政策，缺乏一個統一協同，各鐵路管理局一致認可的方案。1月21日陳祀邦、司美禮、小菅勇、約弗雷、鶴見三三等人在大同召開防疫會議，就中國北方防疫達成以下共識：1.將京綏鐵路放在第一位，議定在南口設一檢驗所；2.對于張家口及其余各地檢疫工作，請軍隊協助巡查，如無疫癥發現，則大道與鐵路均須設法檢驗，如有疫癥發現，則亟須設立傳染病院；3.對于正太鐵路的檢疫工作，則與位于太原的楊懷德醫士接洽，協商步調一致的防疫方法；4.對于京漢鐵路，“因據渾源報告有車輛向保定府東行”，亟宜設法預防。
以上舉措還被《大公報》全文刊載，與此同時，由內務部制定的《清潔辦法、消毒辦法》亦以部令正式公布。至此，兩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導性文件成為之后防疫工作開展的總則，此后各路管理又調整和細化了各自的防疫規則，其中以京漢鐵路管理局制定的防疫規則最具有代表性。
京漢鐵路是貫通南北，直通京畿的最重要的鐵路之一，因此京漢鐵路管理局用廣告的形式連續兩次將最新防疫規則公諸于眾。該路防疫辦法共包括五項內容，分別是：防疫會之組織、常駐檢疫醫員之配置、隨車檢驗醫員之分布、車站及車輛之消毒、廣告之揭示，另外還包括十三條注意事項,最后還附有京漢鐵路籌辦檢驗人員配置情況。
雖然有了防疫辦法和各路的防疫規則，但因“疫勢蔓延迅速如星火，雖經在事各員切實籌辦，而地面廣袤，事務繁重，權限尚有未明，措施或虞阻礙”，中央防疫委員會江朝宗會長認識到，“自非將防疫各區域界限劃清，不足以專責成而收效”，于是將綏遠、察哈爾、山西、直隸四省劃分為四個大防疫區，并對于直晉交界的正太路和貫通南北的京漢路，明確規定“由各該路局督率醫官分別辦理”，如此形成了由線到面的防疫布局。
綏遠的豐鎮是此次疫情的重災區，因晉北與綏遠、察哈爾相接界，因此可以說山西防疫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四大防疫區防疫工作的成敗，正太路管理局、內務部、交通部等部門致山西督軍閻錫山的電文如雪花般飛來。前文已經提到，在防疫之初，閻錫山即令在太原成立山西防疫總局，該局不僅對太原城的防疫工作布置的條理分明，而且還起到了山西防疫總機關的作用。山西防疫總局，參照北京政府劃分四大防疫區的做法，首先命令軍隊分駐廣武、岱岳各要口，將交通一律遮斷，又將整個晉北劃分為四條防線，“劃定左云、陽高、天鎮、大同、平魯、朔縣、偏關、河曲等八縣為第一防疫線。懷仁、山陰、應縣、渾源、廣靈、寧武、神池、五寨、代縣、保德、繁峙、靈邱、岢嵐、淳縣等十五縣為第二防疫線。雁門關內，忻縣一帶為第三防疫線。石嶺關為第四防疫線”，除此之外，還“檢定中西藥劑并經驗良方，分發防疫各地，廣為流傳，以期有備無患”，負責巡視各省防疫情形的中央防疫委員會江朝宗會長夸贊稱，“晉省防疫辦理極為認真，劃定防線三道，均有軍隊駐守，當不致蔓延，省城尤為完善”，山西因此成為四大防疫區的首善之區。
雖然直隸被劃定為防疫第四區，但因保定、定州、正定均為駐扎軍隊之區，而1918年2月正是護法軍與北洋軍交戰激烈之時，因此天津省長曹銳認為，“現以前方軍事緊急，遇有調遣，立須行動。若于臨時須由軍醫官檢驗給憑單，再由路設檢驗所查看放行，誠恐耽延時刻，有誤戎機，似應略予變通”,他向陸軍部提出申請，“凡軍隊運輸關系前方者，應由各屬軍醫官確實按法檢驗，免予憑單及交路設檢驗所復行查看，以免阻滯，至單獨軍人因事來往旅行者，必須有該屬軍醫官驗訖憑照，由路設檢驗所查看放行”。此外直隸督軍曹錕則直接致電陸軍部，也認為“現在軍務孔亟，京漢一徑關系軍事甚重，刻已照飭所屬駐扎保定、定州各軍對于乘車之官兵準先由軍醫官施行健康檢查，給票放行”。陸軍部很快便同意曹省長的請求，另外責令張家口田都統、大同張鎮守使、豐鎮喬鎮守使、宣化任鎮守使，“請飭沿路各軍隊，如有單行軍人搭乘火車應一律受檢，無病者方準登車以免破壞沿路防疫辦法，至成隊軍人應先由軍醫認真防檢，勿稍疏忽”。
需要注意的是，“遮斷”交通畢竟屬于臨時性舉措，一旦疫情消弭后，如何漸次恢復通車便成為問題。1918年3月8日，內政部和交通部聯合發布《京綏鐵路防疫期內客車時刻表》，由西直門開往豐鎮的302次列車與由豐鎮開往西直門的301次列車整體行車時間被人為拉長，目的仍然是為了配合各個站點的臨時檢疫。由此可見，防疫工作系統而復雜，很難一蹴而就。
三、從“平山事件”看縣級防疫
正當四大防疫區防疫工作如火如荼進行之時，平山縣暴發了疫情，保定道尹許元震向內務部報告，內務部回應，“辦理平山疫癥情形已悉，防疫亟迫，郵電遲緩，嗣后務須電陳以免貽誤”。為何一個小小的縣城會引起內務部如此強烈的反應？原來平山縣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是正太路上的重要站點，同時是晉直交界之處，且離直隸重鎮保定、石家莊非常之近，接近京漢鐵路線，一旦疫情失控，將直接影響太原和保定的安危。2月7日，直隸省長曹銳電告交通部、內務部，“平邑疫癥未蔓延，惟柏嶺一村死亡相繼，病狀頗似百斯篤中最為險惡之肺鼠疫，傳染力既猛且速。該村前已派警實行隔離，禁止往來各關口，又分投堵截西來過客，暫停交通”。另外曹銳命令北洋防疫處，“迅即續派醫生，攜帶藥品馳赴定縣施治防堵”。2月8日，直隸省長曹銳、督軍曹錕聯名致電中央防疫委員會會長江朝宗，聲稱，“當即飛電大同王鎮守使、宣化汪鎮守使雙方酌派軍隊迅往，與晉省毗連之獲鹿、井陘、平山、阜平等縣堵截行旅，以杜傳染。……又飛電汪使迅飭駐扎附近軍隊，會同路局暨各該縣知事，協力認真防遏，并在定縣、盧家莊等處斷絕交通，以免蔓延”。
當時所用口罩樣式
當時所用“護目鏡”樣式
2月10日，保定道尹許元震在給中央防疫委員會的電文中稱，“昨已召集軍政警法學紳商各界開會議定，設立保定防疫處，即日成立，盡力防辦。并于清苑、西鄉、魏村、陽城、大李各莊各要道設檢驗所各一處，委派員醫各帶領警六名，前往嚴行檢驗，并于西鄉各小路派撥守備隊兵分往防堵”。然而，事實上，平山縣并未如以上所說嚴密防范，經江朝宗會長巡查得知，“該道尹、知事等，于應辦防務漫不經意，平山有疫地點并未設法隔離，定縣僅派二三巡警，并據外國醫士報告，看守疫宅之警竟將應行隔離之人擅放入城趕集，致增傳播”，并提出嚴厲詰問，“該兩縣一接近正太，一密邇京漢，疫勢倘再蔓延，交通必生障礙，該道尹知事等能當此重咎耶？”同時，為避免此種敷衍塞責情況再次發生，內務部議定，將制定《獎勵、懲戒、給恤各辦法》，以考成效。
面對內務部的質問，直隸省長曹銳和督軍曹錕似乎無動于衷，僅2月9日一天，內務部就連發兩道電文給曹銳和曹錕，希望能夠認真辦理防疫事務。另一方面，內務部部長錢能訓和中央防疫委員會會長江朝宗亦在同日連續致電山西督軍閻錫山，希望閻錫山能夠顧全大局，協助直隸防疫，“五臺地方與直屬平山接壤，疫防吃緊，請加派弁兵在晉邊各口協力堵截，以免蔓延 ”，又請求派遣正在山西抗疫的美國醫士楊懷德（Dr.W.Yeung），“前赴該處會同地方官辦理防務，所需川資、藥品請尊處酌墊，由部撥還，并派軍警護送至獲鹿下車”。很明顯，請求閻錫山協助辦理直隸平山防疫事務，實誠無奈之舉。內務部并未如愿，曹銳和曹錕始終不肯做出回應。曹錕之所以不肯做出回應，實則是無暇顧及，此時他和吳佩孚的第三師正在由湖北襄樊經荊州、監利向湖南岳州進攻的路上，討伐南方與防治鼠疫兩者孰輕孰重，在當時歷史情景下可想而知。
山西方面，本來是要派楊懷德趕往平山防疫的，但是醫士德克·柯魯柏克（Dirk klubbock）已由五臺前赴平山，鑒于楊懷德對于晉北防疫的重要性，閻錫山電請內務部，“擬請我公俯念晉北疫區廣闊，防務吃緊，準留楊博士在晉襄助一切”。綜合前后電文可知，其實，閻錫山電稱晉北防疫吃緊，挽留楊博士，實則是不愿意為直隸平山而越俎代庖。這也不難理解，直隸省政府本身態度既已消極，對待內務部的責問，不做任何回應，即便晉直兩省毗連，閻錫山也并不認為有義務幫助直隸防疫。平山事件暴露了很多問題，上至省政府，下到地方道尹、知事并不是所有人都聽命北京政府，且省與省之間關系疏離，利益為先，這都不利于防疫工作有效開展。所幸平山疫情尚未擴散，內務部也就不再追究直隸于防疫事務漫不經心的責任。
山西境內防疫工作剪影
平山事件平息不久，閻錫山便于3月3日電呈內務部，請給因公病故的山西官立醫院院長石亮熙予以撫恤，由于此時“防疫人員獎懲及恤金條例”尚未出臺，所以只能參照《警察和、官吏恤金給與條例》，“給予一次恤金二百元，遺族恤金四年，年給一百元以資撫恤”。3月8日，內務部頒布《防疫人員獎懲及恤金條例》，獎勵分為三種，勛章及警察和獎章、特保實職、升階。撫恤對象分為現任職防疫人員和非現任職防疫人員兩類，撫恤金額均分十等，多則八九千元，少則四百元，非現任職防疫人員因染疫身死者撫恤金額總體略高于現任職防疫人員的撫恤金額。相比之下，石亮熙所獲撫恤金并沒有新條例中規定的高，從側面反映出內務部獎懲力度之大。此時根據何守仁、全紹清、許元震等人來電稱，豐鎮、平山等處已無疫情發生。
小結
此次疫情致死14600余人，僅主管防疫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就支出總計達608006.49元之鉅，地方各省、縣、鎮等防疫支出無算。疫情發生時由皖系軍閥段祺瑞所把持的北京政府，正在強力推行“武力統一”政策，故其一方面要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對抗，另一方面又要防控鼠疫，導致中央財政入不敷出，所用防疫經費“系與四國銀行團商借一百萬”。正是在如此窘境之下，北京政府與染疫各省政府協商采取了以遮斷交通和鐵路檢疫為主的防控措施。倘若中央與地方政府上下一心倒也還好，可具體到縣一級防疫工作顯然很不理想，一方面是地方官員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另一方面民國時期廣大中國鄉村地區“缺醫少藥”也是不爭的事實。在這場疫情中死亡的人們，不僅僅是歷史文獻中記載的冰冷數字，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很多時候也許疫情本身是天災，但更是人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應對重大傳染病疫情的能力是檢驗國家和社會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標。
參考文獻：
王承基總纂：《山西省疫事報告書》（第一編），太原大林齋南紙莊、上海中華書局印，1919年。
國際會議編輯委員會編：《奉天國際鼠疫會議報告》，張士尊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458頁。
來新夏等著：《北洋軍閥史》（上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
《政府公報》（1917—1918年相關報道）
《大公報》（1917—1918年相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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