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個叫田建文的山西考古專家火了！等等，其實他還是個…詩人！
今天，
光明日報頭版頭條推出的一篇專訪火了！
連國家文物局官微，
都在第一時間轉發。
文博人的朋友圈，
他，
就是田建文。
田建文：選定了就一直愛
“其實，我這輩子走得挺平坦。”采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他的第一句話就令記者意外。且不說名校畢業后自愿扎根基層30多年，也不說三次放棄留在大城市的機會，僅僅那三次開顱手術，就已是常人不能經歷之苦痛，怎么還說是“平坦”的？
眼前的田建文，膚色黝黑，相貌樸實，右側身體有些偏癱。如果不是事先了解，很難把他和全國知名的考古專家掛起鉤來。
“去侯馬吧，我的考古工地在那里。”聊了沒多久，田建文就熱情地發出邀請。他慢慢地站起身，左手將一只軍綠色帆布包斜挎在肩上，蹣跚著邁開步伐。
跟在他身后，記者對“平坦”之說更是充滿了好奇。
“學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費了”
1982年8月，山西南部的曲村天馬遺址多了好些年輕面孔——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專業學生田建文和同學們來這兒實習。這里是一處以晉文化為主的西周時代遺址，二十世紀我國西周考古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對田建文他們來說，最大的困難并非烈日灼烤，而是幾個月后的拼對陶片。入冬后的曲村，兩間小小的活動房就是他們的“主戰場”。外面寒風凜冽，屋里一只無煙煤爐努力地燃燒著，仍然無法升高溫度。田建文和同學們把自己包裹成“熊”，只露出雙手干活兒。
考古工地中發掘出來的陶片，裝了一筐又一筐，需要把它們拼對成完整的器物。這工作就像大海撈針，是對眼力和耐力的極大考驗——要么找不到匹配的碎片，要么拼了老半天才發現錯了，常常忙活幾天，也拼不出一件成型的器物。枯燥無趣的工作，讓青年學子們備受煎熬。生性活潑的田建文唱起歌來，緩解自己的煩躁情緒。
“拼出來啦！”終于，有人一聲歡呼，滿屋子的年輕人頓時沸騰起來。之前吃過的苦，都在這一刻煙消云散。這種歷經艱辛而產生的驚喜，讓田建文對田野考古產生了特殊的迷戀。
1984年夏天，大學畢業的田建文，帶著滿腔熱情準備步入山西的考古工地施展拳腳。然而，拿到派遣證的那一刻，兜頭一瓢涼水潑來——他被分配到了山西一所省屬大學。一打聽，那里并沒有考古專業。 “那可不行，我學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費了！”
▲夏縣西陰遺址發掘（1995年6月初）
實習期間，田建文對晉國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而侯馬作為晉國晚期都城，有大量未解之謎。所以，他認準了，干田野考古，就得去山西考古研究所下屬的侯馬工作站。于是，之后的幾個月里，他到處找人申訴，而理由就是“不能浪費”。后來，他索性跑到侯馬工作站，天天泡在考古工地，“賴”在那里不走了。
考古是還原祖先的來路，但這份說起來高大上的工作，在當時不少人看來只是無奈的選擇。像田建文這樣，哭著喊著非得去田野考古一線的，罕見。
田建文對田野考古的一片“癡情”，打動了北大的老師，也最終打動了省里相關部門，他被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但囿于當時的情況，直到一年后的5月，他在侯馬工作站的身份都只是臨時工，掙的是技工的工資。
就這，他也樂意！
“逗牛”逗出來的史前遺址
▲2016年11月29日，
田建文供圖/光明圖片
如果說大學畢業選擇去基層做田野考古，是一腔熱血的職業沖動；那么研究生畢業后再次放棄留在大城市的機會，毅然回到侯馬考古工地，則是田建文經過深思熟慮后的鄭重選擇了。
1986年，田建文被中國考古界泰斗蘇秉琦先生看中，推薦去報考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張忠培先生的碩士研究生。讀研期間，他又成了張先生的愛徒，時時耳提面命。蘇張二人，在中國考古界都是頂級的人物，被他們青睞，是考古人都羨慕的事。然而，田建文并未利用二位“貴人”的影響力。1989年6月研究生畢業時，有機會留在北京，他放棄了；回到山西，可以留在太原的山西考古所總部，他又放棄了。他心里有個目標：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就必須做田野考古。
回到侯馬工作站，充滿活力的田建文和同事們經常是說走就走，拿上手鏟、陶片袋，騎著自行車，踏查每一處可能的遺址。棗園遺址，就是用這種笨笨的工作方式發現的。
說起這次發現，田建文的同事兼摯友薛新民、楊林中異口同聲：“這是他‘逗牛’逗出來的！”
1991年5月初，薛新民在翼城縣東部主持北橄遺址發掘。田建文、楊林中也在附近工作。三個年齡相仿、興趣相投的年輕人，經常一起騎著自行車，對以北橄遺址為中心、周邊20公里范圍內的古文化遺址進行摸底調查。“碰到斷崖，就是車騎我們。”薛新民笑道。
11日那天清晨，仨人在棗園村發現了蛛絲馬跡。細細搜索，卻只撿到一些不太典型的陶片，收獲不大。小路邊，一戶人家的柴門外，一棵洋槐下拴著一頭小牛，旁邊還堆積著一些生活垃圾。田建文精力旺盛，就調皮地去逗牛。被惹急的牛犢氣得直刨地，垃圾堆被踢散開來，露出幾個紅色的陶片。
“紅陶片！”
三個人的神經立刻“跳”了起來——這里可能是一處距今六七千年的史前遺址！
他們拉開牛犢，用一根“蝴蝶泉”香煙，向一位姓鄭的村民借了兩把鐵鍬，開始沿著垃圾堆周邊挖。干了一上午，挖出來的“破盆爛罐”越來越多，有些大片的，幾乎可以看出是什么器物。仨人花了12塊錢，雇了一輛驢車，將所有陶片拉回考古隊。
“長鞭呀，那個一呀甩呀，啪啪地響哎……”他們一路揚鞭策驢，一路放聲高歌，宛若凱旋的戰士。
經過研究，這些棗園村的陶片來自7000年前，此處是迄今為止山西最早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如今都已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的他們，說起30年前的往事，依然眉飛色舞。
“我跟田建文有30多年的交情了。”薛新民說，田建文一直保持著農家子弟的樸實，從不好高騖遠，“他就是一根筋。你們看他的那個軍挎包，背了30多年，用爛了就換一個，就只用軍挎。對考古也這樣，選定了就一直愛。”
在摯友眼中，正是“一根筋”成就了田建文。
考古工地讓他“又活過來了”
正當田建文在田野考古上大顯身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讓他不得不暫停了前進的腳步。
1997年4月2日，田建文從考古工地騎摩托車回鄉掃墓，途中遭遇車禍。開顱手術挺成功，人救過來了。一周后，對醫學知識了解不多的田建文，覺得自己已經恢復好了，心里又一直記掛著工地，就偷偷跑出醫院回了考古土地。然而，脆弱的顱腦怎經得起如此顛簸！僅僅4個小時，再次顱內大出血。此后，他又進行了兩次開顱手術。
這么一折騰，田建文留下嚴重的后遺癥——說不出話，走不了路。
在家康復幾個月，效果并不理想。深知老友秉性的薛新民，作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去考古工地康復！
聽到“考古工地”，田建文黯淡了許久的眼睛又亮了。
于是，在薛新民的考古工地上，朝霞里、夕陽下，人們總能看到兩個男人相攙著走路說話。起初，田建文只能往外蹦單字，薛新民則堅持每天跟他“絮叨”考古的事兒。日子就在這樣的“單方對話”中過去。
1998年夏日的一天，二人如往日一樣在工地上走路“聊天”。突然，薛新民一愣，仿佛聽到田建文蹦出了兩個字——“考古”。
停下腳，扭過頭，四目相對，田建文又說了一遍。沒錯，“考古”！田建文說的是“考古”，他心心念念的考古！兩個男人像復讀機般反復說著這兩個字，嘴角掛著笑，眼里閃著光。
到了北風將考古工地周邊的草木都染黃的時節，田建文已經可以獨自走路鍛煉了。可他總是往路邊的荒地里走，讓大伙擔心。問他去干嗎？他說：“找遺址。”薛新民笑道：“他這是又活過來了。”
1999年，身體恢復一些后，田建文受到“照顧”，被安排到山西金墓博物館任館長。然而，2004年，難以割舍的田野情結，讓他再次選擇回到了考古工地。此后，絳縣橫水西周墓地、上郭古城遺址、曹家莊漢代墓葬、聞喜上郭——邱家莊遺址……他主持的每一個發掘項目，都取得重要成果。
2020年，田建文又多了一個綽號——“二五蛋”，即在2市5縣主持了10個發掘工地。“把丟失的時間找回來”，是田建文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我們這一代考古人身上，寄托著蘇先生、張先生等兩代考古人的期望，不做出成績，對不起兩代人”。
▲田建文2012年在壺口
今年5月，時隔近40年后，山西省田野考古技術培訓班再次開班。田建文主動提出，讓學員們來他主持的邱家莊遺址進行發掘實踐學習，并請纓擔任隨班指導老師。他說：“和老輩人相比，現在的考古人，特別是年輕人，最需要的就是對事業的熱愛與執著精神。我要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給年輕人做好表率，讓他們早日挑起田野考古的大梁！”
離開邱家莊遺址考古工地，田建文送記者去侯馬火車站。途中，電話鈴聲響起。接完電話，他開心地笑了：“剛發現一片遺址，我得馬上趕去看看。”
田建文下車，汽車再次啟動。回頭望去，那個斜背著軍挎包的身影，正蹣跚著走向遠處。夕陽將他的影子鋪在路面，很長很長。
這一瞬間，記者突然明白了田建文所說的“平坦”。一個人，始終行走在自己所鐘愛的大道上，那些坎坎坷坷，又算得了什么！
評論員文章：為這樣的愛喝彩
名牌大學畢業的田建文，一次次放棄到大城市工作、生活的機會，在田野考古一線執著地堅守三十多年，因為他愛考古；幾次開顱手術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奔赴考古現場，也是因為他愛考古；半邊身體偏癱，卻依舊執意回到考古工地，將學問傳給后輩，還是因為他愛考古。
正是因為這樣的愛，無論在黃土高坡還是戈壁大漠，無論在冰川高原還是河流海洋，許許多多的考古人和田建文一樣，探尋著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用自己的努力拼接碎片，還原歷史。
“遠看像要飯的，近看是撿陶片的”——這是人們對田野考古的夸張描述，卻從一個側面道出了這份工作的艱辛。然而，對于田建文他們來說，與發現新的遺跡、補全歷史缺環、完善民族記憶的喜悅相比，吃一些苦又算得了什么。他們選擇了考古，將畢生所學獻給考古，考古也回饋他們以人生的歸屬感、事業的成就感，這是一種無法替代的幸福。
建設中國氣派的考古學，需要一代接一代地奮斗。我們欣喜地看到，在考古界，像田建文這樣，為愛執著的人越來越多了。這樣的為愛執著，很燃，要讓它薪火長傳。
其實，不光是考古界需要這樣的愛，我們的基層、我們的邊疆、我們的許多冷門領域都需要這樣的愛。讓我們為這樣的愛，喝彩！
▲田建文
早在2012年，
山西晚報就發表過專訪，
講述“癡人”田建文的考古情結。
現將全文摘錄如下，
以饗讀者。
考古人田建文：
修補歷史碎片的"癡人"情結
站在街頭，42歲的田建文并不起眼。在晉南這個號稱“服裝第一集散地”的侯馬，其穿著打扮實在普通。
曾任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站長的田建文現在身任多職：省考古學會理事、稷山金墓博物館館長、侯馬南山考古資料中心主任，還兼著侯馬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最讓普通百姓津津樂道的，是其負責的“侯馬南山考古資料中心”。這個位于復興村的資料中心，據說是省考古研究所惟一的資料庫，“那個寶庫存放著數不清的寶貝，件件價值連城”。
10月20日，記者有幸踏入“寶庫”，但一點也沒有“芝麻開門”的神秘感。那里，只不過陳列著20多個史前遺址出土的石器和陶器；而陶器幾乎沒有完整的，多是碎片拼接修復而成。
“寶庫”內，更多的是一袋袋的陶片。田建文培訓出的幾個熟練工，正在努力地還原它們，“沒人要的，說是寶貝，有價無市”。
“我們考古人，就是拼接碎片、還原歷史的人”，田建文始終興致勃勃。
▲田建文與恩師張忠培合影
山西考古界的半世紀尷尬
侯馬，晉國古都。以其為中心的晉南，各個時期的古代遺址鱗次櫛比，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圣地”。
田建文是襄汾農家子弟。1984年，北大考古學系畢業后，田建文又到吉林大學考古學系攻讀碩士。
1989年，原可以留在北京或太原的田建文放棄都市生活，來到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工作。問其當時為何如此選擇，其嘿嘿一笑，“我不愛聽北京話，也不愛聽太原話”。
其實，真正的考古人，追求就在田間地頭。一些德高望重的考古專家，經常自帶鋪蓋卷，在荒村野郊一扎半年，這種遠古情癡絕非常人可以理解。
田建文的專業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新石器時代一直是中國考古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田建文與恩師張忠培合影
距今約一萬年左右，中國的遠古人類開始使用磨制石器，并開始發明、使用陶器，進入新石器時代。距今6000多年的陜西西安半坡遺址，因其手制精致的彩繪陶器，成為這個時期的著名代表。
略晚于半坡文化的山西夏縣西陰文化，其強盛時期，曾經控制了長江以北、甘肅青海以東的大半個中國。其典型器物，不是石磨棒等磨制石器，而是“尖底瓶、夾砂罐、花卉紋彩盆、缽、罐”為代表的陶器——這是山西為中華民族早期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
1926年，留美博士李濟主持發掘夏縣西陰遺址，那是“國人目的明確的、有計劃從事考古發掘的第一次”。其出土的彩陶，證明了瑞典人安特生有關“彩陶文化西來”的說法很難成立。
但是，關于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關系，建國后中國考古界爭論了幾十年。大多數學者認為，我省的西陰文化是由陜西的半坡文化發展而來，僅有個別學者認為兩類型同時并存。
這個結果，讓山西考古界很尷尬：前有襄汾丁村、沁水下川、吉縣柿子灘等大批舊石器晚期遺址，后有新石器晚期的夏縣東下馮、襄汾陶寺遺址；難道夾在中間的西陰文化沒有山西的歷史傳承，竟然是陜西復制過來的嗎？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陜西、河南、河北相繼發現了略早于半坡文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極大地刺激了我省考古工作者。但是，考古要靠實物說話——山西沒有。
那時，剛到侯馬工作的田建文每天騎著自行車，和侯馬博物館館長周忠搭伴，在田間地頭到處尋找陶片。在周忠家，田建文聽浮山縣文物干部張笑塵說，“翼城縣棗園村有很多泥質紅陶片，陶質很好”。
泥質紅陶，正是最原始的陶器特征，最后才發展到彩陶、灰陶和黑陶。田建文并未意識到，那個困擾了山西考古界多年的謎團真相，正向他悄悄走來。
“垃圾坑”刨出“航天飛機”
1991年，為配合侯月鐵路建設，文物部門開始對沿途進行搶救性發掘，屬于西陰文化的翼城北撖遺址也在其中，由省考古研究所薛新明主持發掘。
省考古研究所的楊林中和薛新明、田建文合稱“考古鐵三角”，三人年齡相仿，情投意合。1991年5月6日，田建文聽說楊林中去了北撖遺址，便立即騎自行車前去會合。
三人當即決定，對北撖周圍20公里的范圍進行大摸底，棗園村成了最后一站。
田建文清楚記得5月11日的情景：三個人到老百姓家買了30個熟雞蛋，“楊林中吃了3個，我吃了6個，薛新明一下子吃了21個”，“薛只承認吃了19個”；薛新明唱著臨縣山歌，楊林中則拿著鐵鍬披荊斬棘開路；田建文自認為彈跳力不錯，不想一下子跌到澆底河齊腰的淤泥里……
棗園村位于澆底河北岸的一道黃土梁南坡，依山傍水，非常符合古代人選擇棲息地的條件。很快，在棗園村的小路旁，田建文三人逗老鄉的牛時，發現了石破天驚的“1號灰坑”。
所謂“灰坑”，其實就是古人的垃圾坑。遠古人類的垃圾成分比較單純，主要是燒柴后的灰燼和一些陶器破損后丟棄的碎片。對考古人員而言，灰坑的價值和墓葬等同，廢棄物品綜合在一起后，就能還原遠古居民的生活狀況。
“1號灰坑”位于一個牲口圈旁，因為挖土墊圈，灰坑上部已被破壞，這使得坑內密集的紅陶片顯了出來。
小心翼翼地發掘后，陶器碎片裝了兩大袋子：回去一整理，竟然復原了20多件陶器！這些陶器是一組特征穩定的器物群，輕薄得體，高低大小適中，色澤古典樸素。楊林中屢次說：“棗園的陶器，我看放到現在，就是航天飛機，就是電腦！”
▲這些復原了的陶器凝結著田建文大量心血
當天晚上，三人痛飲慶功酒。
科學分析后，田建文等人發現了“1號灰坑”的陶器和夏縣西陰文化的關系：西陰的尖底瓶，正是棗園的折唇壺演進而來，泥質缽、盆和夾砂罐也一脈相傳……
早于陜西半坡、距今7000年到6400年的棗園文化就這樣走到世人面前。1993年，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發言說，“在新石器時代方面，目前已知最早者，是棗園1號灰坑為代表的遺存”。
一不小心吃了螃蟹。偶然中，也有多年孜孜以求的必然。
1994年，棗園“1號灰坑”遺存被正式命名為“棗園文化”；1995年后，陜西臨潼、我省垣曲、河南孟津也相繼發現了此類內涵相近的文化遺存。
由于棗園遺址位于村莊中部，農民取土破壞嚴重。1999年10月，“考古鐵三角”率領40余人，對棗園遺址展開了兩個月的大發掘。在兩米的地層內，考古人員發現了總共延展了600年的三期遺存，總共出土、復原了陶器100多件，并發掘出大批石器和骨器。
屬于西陰文化的翼城北撖遺址，其出土的陶器從形制到裝飾和棗園極其相近，而和遠在陜西的半坡陶器沒有共同特點。這說明，棗園文化正是西陰文化的前身！
田建文三人，補起了山西考古歷史上的“大碎片”。
修補歷史碎片的“癡人”情結
田建文是個性情中人，好喝兩杯；給朋友聊考古，聊得眉飛色舞。那種對專業的癡迷，令人羨慕。
中國的考古學界，有著大批田建文式的“癡人”，執著于事業。正是他們，一個個的“棗園文化”被發現，一個個歷史碎片被完整拼起。比如侯馬工作站的謝堯亭、范文謙、吉琨璋……
現在說起考古，就不由得想起了目前的網紅《鬼吹燈》；對這類所謂恐怖盜墓小說的大流行，田建文很不屑，“在世人眼里考古就是挖墓”，他認為“那些只是滿足了一些人的低層次需求”。他更愿意多談的是古遺址的文化價值，而不是“某件文物能賣多少錢”。
“考古學所關注的重點在于文物背后的廣闊精神層面，而絕不僅僅局限于器物本身。”田建文說，老一輩的考古學家一般不收藏文物，也不給私人鑒定文物。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納履，這是一種職業道德。
除了指導工人用石膏粉拼接古陶片，分析研究各個時期的陶器特點，田建文干得最多的還是去野外“覓寶”。
田建文還很較真，治學嚴謹得讓人吃驚。
近段宣傳得很熱的一件事情是“和諧一詞出新田”。古稱“新田”的侯馬是晉國古都，晉悼公四年時，大臣魏絳力主“和戎”；在晉國“和戎”后的短短八年間，魏絳輔佐悼公實施“惠民”之策，致使晉國“國無積滯，亦無困人”，而“楚不能與爭”；悼公十一年，晉國終于挫敗楚國、成功實現了復霸中原的夢想。《左傳·襄公十一年》記載，為表達對魏絳的感佩之情，悼公發自肺腑地說，“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為此，侯馬地方官員專門寫了論文，還組織專家開了一個研討會。對此，記者一直持懷疑態度，但田建文確認此事。他堅持把記者領到侯馬城西的平望古城遺址，那里的地面上，聳立著一個長寬各75米、高8.5米的長滿蒿草的夯土高臺——這正是晉悼公的宮殿臺階遺址，“這就是晉國的公宮，相當于故宮的太和殿，晉悼公就是在這里提出的和諧……”
把歷史文獻里的情景“精確”再現，是考古學者和旁人的最大區別。
▲田建文與恩師張忠培合影
2018年，
《山西畫報》也曾發表過一篇
田建文：心中要有一個點
“心中要有一個點，可以是時間上的，也可以是空間上的。再以時間點觀察空間，或以空間點觀察時間。”田建文所說的“點”，沒有大量知識積累，沒有敏銳眼光，不能確定。從一個點到一條線，再到一個面，這是導師、前故宮博物館院長張忠培先生多年前教導他的。
1991年5月11日，與薛新明、楊林中野外考古調查時，田建文逗弄牛犢，牛犢踢出陶片，棗園H1遺存由此發現。兩個多小時后，一座房屋的大半部被清理出來。當天下午，在為參與發掘北撖遺址的山西大學考古專業學生上課時，田建文就說，這是一種新的文化。他接連發表三篇文章，提出“棗園文化”命名。到現在為止，距今約7000年的棗園文化，仍是目前山西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
▲翼城棗園遺址出土遺物
那一年田建文26歲，不到而立之時，便立下了事業的一塊基石。
棗園遺址發現之前，在山西其他地方，出土過與棗園一樣的陶器和陶片，只是發現者沒有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沒有意識到是一種新的文化。
早在北京大學考古專業讀書時，1982年秋天，在鄒衡先生指導下，田建文與同學們參與過翼城、曲沃交界處的天馬——曲村遺址考古。癡迷這一田野事業，1984年畢業后，他拒絕了到山西師范大學上班的工作分配，在侯馬考古工作站當了一年的臨時工作人員，直到第二年如愿以償進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馬是晉國后期都城新田所在地，從1952年起，發現、發掘有三、四十處古遺址。但四十多年了，人們對新田的布局、年代仍不甚了了。田建文在侯馬多處晉國遺址從事過考古，1993年初，他運用新穎、系統的專業知識，撰寫出了《新田模式——侯馬晉國都城遺址研究》一文，將平望、牛村、臺神三座品字形的宮城，與馬莊、呈王、北塢三座卿城（后又發現北郭馬古城），鑄銅遺址等手工業作坊區，侯馬盟書等祭祀遺址，墓地等，進行了通盤分析，從而建立了各個遺址的時間、空間、功能定位，最后總結出了“新田模式”。
▲晉都新田，侯馬晉國遺址平面圖
“如今30多年過去了，還沒有人能推翻我的‘新田模式’，我自己后來將它做了補充、完善。”田建文自豪地說。
位于天馬—曲村遺址中心地帶的北趙晉侯墓地發掘后，鄒衡先生認為那里是晉國前期都城故絳所在地。1994年，田建文發表《晉國早期都邑探索》，在這篇不到三千字的短文中指出，如是故絳，怎能沒有城墻、宮殿夯土基址？沒有手工業作坊遺跡？更重要的是，都城怎么會在墓地里面？他推測，位于其東南不遠的葦溝——北壽城遺址，極有可能是故絳所在地。
2003年，田建文主持發掘了浮山橋北墓地。可惜，大量的珍貴文物已被盜墓者盜竊一空。主人“先”氏是晉國早期一個大族，如果保存完好，晉文化研究該有多大收獲啊。每提及此，他總是心生浩嘆不能自已。
▲蒲縣曹家莊
為配合基建，2016年11月至次年1月，田建文領隊，在蒲縣曹家莊進行了為期80余天的考古發掘。發掘42座墓，時間從戰國中期延續到漢代王莽時期。田建文分析葬俗與特殊陶器之后，認為有一部分墓主人是匈奴人，漢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分封匈奴人駒幾為騏侯，在呂梁山南部，曹家莊一帶可能就是騏侯分封地騏縣的一部分。
▲2016年12月29日，
蒲縣古縣鄉曹村下園溝調查
（左一，蒲縣文化局王曉輝局長 左三，田建文）
▲2016年11月25日，
田建文和同事穆文軍調查蒲縣薛關南溝遺址
田建文打開手機，讓我觀看兩組陶壺圖片，一組出自曹家莊的一座墓，另一件出自隨葬金縷玉衣的河北滿城劉勝墓中。陶壺的形態甚至紋飾一模一樣，證明兩個地方的墓主人有共時性，也就是說他們曾經生活在同一個時間段。那天晚上比較后，田建文興奮得久久難以入睡。
考古就是以已知求未知的過程。田建文電腦里，至少存有五六千張卡片，以一個墓葬或一個灰坑為一張，這是他的“數據庫”。
田建文家住侯馬，他喜歡小城慢生活的感覺。從考古來講，侯馬是座重鎮，它不但位于晉南這塊中華文明腹地的中心，更是晉文化閃耀之地。見素抱樸，善飲，好作五絕，背個黃軍包奔走于田野，是田建文多年來留給熟人的印象。在晉南考古上，田建文不是接地氣，他本身就扎根在大地上，所成可謂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號外
但你知道嗎？
這里還有個“詩人”田建文
田建文不僅是個考古專家，
他還是個“詩人”：
在他的朋友圈，
經常會發布一些隨性而寫的小詩，
充滿了生活氣息，
看完讓人忍俊不禁。
通過這些詩，
你會發現，
嚴謹細密的考古人，
也有很可愛的一面。
遇到喜歡吃的美食，
他就會賦詩一首，
朋友們都笑稱他為“吃貨”。
在各種美食中，
田建文最愛吃的是油粉飯，
關于油粉飯的詩就有好多首。
看見好吃的水果，
他也會賦詩一首。
在田建文的詩中，
還有一些關于他在出行途中的所見、所聞。
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都有可能會成為他寫詩的主題。
比如，
驅趕蚊蟲……
打疫苗……
看見一個老物件……
想唱一首歌，
卻發現忘了詞時……
忙里偷閑，
也要寫上一首……
除此之外，
他的詩中還有對老師的思念，
和對逝去同行的懷念。
讀書感想，
工作感想，
生活感想……
他都會用詩來表達。
最后，
再次回味一遍田建文老師可愛的表情包——
正文｜光明日報記者 李韻 李建斌 楊玨 劉宇航
“心中要有一個點”撰稿｜閻文水
“詩人田建文”撰稿｜山西晚報全媒體記者 南麗江
圖｜ 光明日報 山西晚報 央視
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或機構所有
輯｜山西晚報全媒體編輯 南麗江
審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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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青銅名劍之一：干將今安在，少虡何煌煌
山西青銅名劍之二：晉吳鑄銅兵，火焰生冷霜
山西青銅名劍之三：季子掛劍處，王侯盡北望
最 后的戎狄：太行鐵血孤狼中山國的征服與被征服
最后的戎狄：一腳踏出的大墓寶庫和中山國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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