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西安情報處:位于大蓮花池街 周恩來專門視察
據西安市檔案館相關資料記載,西安解放前,西安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和情報機關有:中共中央社會(調查)部西安情報處、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員會、西安軍事情報組、西安調查站等。
近日華商報記者在走訪中了解到,這幾個地下黨組織和情報機關,全都分布在西大街以北、北大街以西這塊區域。西安情報處甚至把電臺架到了敵人司令部。
西安情報處四院相連上下相通
周恩來專門視察并提建議
西安情報處位于大蓮花池街。據熟悉情況的蓮湖區政協文史資料執行主編馬斌介紹,根據黨史和有關資料記載,西安情報處受八路軍駐陜(西安)辦事處處長伍云甫直接領導,并由王超北任處長、李茂堂任副處長,直屬中共中央社會(情報)部。
1940年5月中旬,周恩來在西安專門視察了西情處的工作。在查看地道時明確指示:“暗室只有進口,沒有出口,不夠安全的,應該設法改進。”于是,王超北遵照周恩來相關指示,很快變賣了其本人名下澄城縣原籍的家產,并以修建防空洞為名,一口氣買下了王家巷24號、甲字24號以及25號等三個院落,然后又將大蓮花池街7號與上述三個院落從地下進行打通,最終形成了一個四院相連、上下相通的秘密工作室,使西情處的工作安全狀況也相應獲得大幅改善。
1942年秋,周恩來由重慶返回延安路經西安時,特別對在辦事處以外架設電臺一事十分關心,建議“可以把電臺架設到敵人司令部去”。1943年春,新任陜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祝紹周要成立五個無線電工作隊,這立即引起了王超北的注意。王超北通過熟人——時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的徐經濟以及曾在楊虎城部隊中當過無線電工作隊隊長的雷光斗,成功地把第一部秘密電臺“架到了敵人司令部”,電臺就設在原楊虎城將軍公館“止園”的內院,從此開始了和延安之間長達十年的電臺聯系。此后,王超北領導的西安情報處陸續建立了共8部秘密電臺。這些電臺根據形勢需要,有時建在反共頑固分子咸陽專員公署無線電隊里,有時建在敵防空司令部,有時建在西北行營主任的后院,為黨的情報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了西安情報處,伍云甫和王超北還決定在蓮湖公園內開設茶社。1945年5月16日,奇園茶社正式開業。茶社的日常經營管理由梅永和(地下交通員)負責,人稱“梅掌柜”。茶社開張后,出色地完成了黨的許多機密工作,數以百計的革命同志通過“梅掌柜”被安全護送到達延安,發往中央的情報和從中央來的許多重要指示也通過梅永和傳遞給地下黨組織。由于梅永和及時傳遞消息,多次避免了敵人企圖暗殺共產黨人事件的發生。
幾個地下黨組織和情報機關為西安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西安市工作委員會在廟后街郭簽士巷(今光明巷)2號。1948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批準由韓夏存、崔一民、朱子彤三人組成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員會,韓夏存為市工委書記。這里也是崔一民的家。
西安軍事情報組在蓮壽坊17號。蓮壽坊是一條小巷,位于今勞武巷內。這個組織是1947年1月10日楊蔭東到西安參加蒙定軍在紅埠街54號召開的緊急會議之后成立的,會議轉達了中共中央及周恩來同志的指示。蓮壽坊17號后花園也是楊蔭東當時在西安的住處。
西安調查站是1941年初中共陜西省委在麥莧街八家巷吳柏暢家中組建的,吳柏暢任站長。第二年改為中央農委西安交通站,站址遷往二王巷4號。
據了解,為迎接西安解放,這幾個地下黨組織和情報機關在搜集國民黨胡宗南軍事集團的重要情報、宣傳黨的政策、發展黨員、統戰及瓦解敵人、組織動員廣大人民群眾開展護校護廠護局斗爭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醫院內的僻靜小院成地下臨時指揮中心
吳建生,今年78歲,已從西北工業大學退休。父親吳柏暢、母親胡應瑞,1949年5月解放西安時都在非常重要的崗位上。近日,他向華商報記者講述了父母親的故事。
吳柏暢住過的兩個地方都是中共秘密交通站
根據有關資料,吳柏暢1929年投考馮玉祥的西北軍楊虎城部軍官教導大隊,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秋冬任中共陜西省委統戰部友軍工作科長,從此開始了地下黨斗爭生涯,直到西安解放。
1941年初,中共陜西省委在麥莧街八家巷吳柏暢家中組建了西安調查站(秘密交通站),吳柏暢任站長。1942年初,此站改為中央農委西安交通站,站址遷往二王巷4號。從1942年直到西安解放,二王巷4號一直是黨在西安的秘密交通站,也是吳柏暢的家,西安地下黨的許多同志經常到這里聯系工作。
吳柏暢開展地下工作的身份也比較多:首先是經別的地下黨員介紹,在南大街西安民意報社擔任掛名新聞記者,利用記者職業接觸國民黨政界人物,刺探情報收集資料做社會調查。后來又通過關系打入敵人內部,不僅在秦嶺守備區擔任少校副官,還在當時的警察三分局擔任會計主任,這樣一來可以更廣泛地接觸敵軍、警、特、幫會頭目,為直接刺探軍事、政治情報和內部消息創造了有利條件。1947年春,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吳柏暢和他戰斗在敵軍警特組織的地下戰線的戰友們密切配合,通過西安到延安的交通線,源源不斷地把搜集到的敵軍情報送往西北野戰軍,為蟠龍鎮、瓦子街、青化砭以及宜川等戰役殲敵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安解放前,吳柏暢因夜以繼日工作而生病,在省立醫院地下黨員侯書銘的安排下,以“吳樹華”的化名住進了歸他管的西特一號。這是個極為僻靜的小獨院,西安工委書記韓夏存經常來這里研究工作。在西安臨近解放的前夕,韓夏存、崔一民以及從邊區省委先期到達西安的陳元方也住進了省立醫院。西特一號小院實際成了解放西安的臨時指揮中心。
解放軍進城的消息
胡應瑞第一時間上報
1949年5月20日這天清晨,胡應瑞和往常一樣趕到西安電政局接班,看到局大門未全開,大院里一片慌亂,熙熙攘攘。交接班的人群里傳出:“聽說解放軍已經到了草灘,今天就打西安。”胡應瑞走進機房一看,平時監視話務員的軍警一個也沒有了。她立即給吳柏暢去電話說明這一消息,接電話的是崔一民,他要求密切注意省立醫院、電政局、武宙街基干隊的電話,有重大情況及時匯報。
9點接班電話很多,特別是表示軍、警的紅綠燈。胡應瑞以“正通話”或“要不到”,均不予接通。不久聽到一聲巨響,聽說是敵人炸電廠,一會兒傳來敵人破壞大華紗廠、工人們爬到機器上與敵人斗爭的消息。電政局的大門也鎖了,聽說最后破壞的是電政局。她聽了這些,內心非常焦急,希望解放軍趕快進城。就在這時,機臺上突然有人說:“解放軍進城了”,是西大街大興鐵廠來的電話,說解放軍是從咸陽涉渭河過來的,衣服都還是濕的。
胡應瑞立即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省立醫院西特一號崔一民。雖然已經過了中午12點,機務員誰也沒有進餐。敵機在西安上空盤旋著偵察、掃射。長途機房的墻壁上,被敵機打了幾個槍眼,大家還一直堅持工作,保證了電話的暢通。
西安解放后他感慨:“我的心總算放下了”
吳柏暢聽到槍聲,對侯書銘說:你快到鐘樓聽聽,槍聲是從哪里來的,是西還是南?當侯書銘告訴他槍聲是從西郊來時,吳柏暢說:原來說解放車從南門進城,咱們派去的人都去了南面。說著就帶侯書銘幾個人,不顧體弱發燒向西門方向走去。找到入城部隊的政委接上頭,介紹了敵情和市內情況后,又赴西關機場會見六軍政委徐立清,把敵情和城內情況一一作了介紹。
當晚11點多,張德生到達西關機場,當即派秘書接吳柏暢、韓夏存、崔一民、朱子彤等同志去匯報工作。吳柏暢心情特別好,對侯書銘說:“我為黨的工作在西安隱蔽整整十年了,經常吃不上飯,睡不好覺,這下解放了,我的心總算放下了。”
據介紹,解放后,吳柏暢先后擔任過西安市軍管會公安處副處長、西安市公安局局長、第一任西安市房地局局長(兼任)、第一任西安市檢察院檢察長(兼任)、陜西省公安廳副廳長等職務。1958年1月3日,因積勞成疾在辦公室去世。1999年新中國成立50周年時,被公安部和民政部聯合授予“公安英烈”稱號、以及“共和國不會忘記”牌匾。
親歷解放
“大部隊通過時,老百姓夾道歡迎”
西安解放那一年,對于雷晴波來說,不僅僅是一場新舊社會變革,還和他的人生大事相關。
西安解放那年他成了家
婚姻證書是從文具店買的
雷晴波出生于1933年,如今已86歲了,1949年西安解放時,他剛好初中畢業準備升高中。“那年5月20日前,學校已經停課了。解放軍進城時,國民黨正規部隊已向南山撤退,留下各個商鋪店員組成的基干隊在守城,沒有發生十分激烈的戰斗。我在解放路看到,解放軍拿著槍在街道巡邏,向老百姓宣傳政策。大部隊從中正路、尚仁路通過時,老百姓夾道歡迎。”
“除了西安解放這件大事,家里也在給我張羅大事。因為新舊交替之際,家長希望我早點把婚結了。那一年8月10日,家人給我和愛人給訂了婚;9天后,我們結了婚。”雷老說,“是在附近文具店買的印刷的訂婚證書和結婚證書,然后請當時的居民小組長等做證婚人,結婚人、證婚人、介紹人、主婚人都要在上面簽名蓋章。兩張印刷的證書我們一直保存至今。”
一次宴席151.2億金圓券
表明當時國民黨經濟已崩潰
雷晴波后來從培華財經學校畢業后一直在銀行工作直至退休。他介紹,解放前國民黨最先使用的是法幣,后來推行以金圓券代替法幣的幣制改革,但金圓券發行后很快又貶值。再后來改用銀圓券,實行幾個月以后也貶值得不能用了。
雷老收藏了一張當時的宴席賬單,請客吃飯的是大華紗廠、裕華紗廠兩家。鮑魚席一桌、茶飯、車錢、交快信、煙、酒、小費等幾項支付合大洋26.05元,另外還要支付筵席稅9角,最后共付款大洋27元。后面特別標注了每枚大洋按當時市價56000萬元,折合計金圓券1512000萬元。
這樣的天文賬單并非孤例,而是解放前老百姓的日常。據《陜西通史·民國卷》記載,“群眾紛紛用金圓券兌換銀元硬幣,一元硬幣兌換的金圓券,由百到千、由千到萬,后來漲到幾萬、幾十萬。”“臨解放時西安物價與抗戰前比較上漲已高達104.11萬億倍。”由此可見,臨解放時國民黨統治下的經濟其實已經崩潰。
“那一天,國民黨的票子沒人要”
肖養望,1928年生。1942年學校畢業后,在西安市西大街附近梁家牌樓的陜西省銀行總行當自費練習生。解放后所在銀行被改為中國人民銀行,他繼續在銀行工作直至退休。
“那一天的場景我記憶非常深。”5月11日,肖老在家中講述了自己關于西安解放的記憶:1949年初,銀行其實已經沒有什么業務,工資也發不出,每天只是管中午晚上兩頓飯。其余時間,年輕人就坐到茶館諞閑傳。“5月20日那天,我像以前一樣到銀行去吃飯。我當時在南油巷住,銀行在梁家牌樓,上午將近九點,我從柴家十字由南向北走,看到很多人在街上跑,我問發生了什么事,有人說‘解放軍過了咸陽了’。又過了一陣,聽說‘解放軍已經過了三橋了’”。
“我決定到街上轉一轉,那時國民黨軍隊已經跑了,維持秩序的是各商號的相公娃組成的基干隊。解放軍要進城,這些人不讓進,解放軍拿炸藥在西城門底下炸了個大洞。有些人在旁邊議論說‘解放軍要進城,憑你們還能擋得住?’在西大街,我還看到解放軍押著國民黨俘虜從西門進來,排了長長的一列。后來,我到銀行食堂吃了飯,時間將近12點,一看城墻上有紅旗在飄。過了一會兒,看到國民黨的飛機過來了,在上空轉了一圈,應該是看到西安已經解放,轉了一圈又回去了。”
在銀行工作,自然關注的就是錢。肖老說,“解放前老百姓是不敢存錢的,因為把錢存到銀行以后幾個小時,錢可能就不頂用了。老百姓要是有點錢,就會到鹽店街去買個金首飾保值。國民黨政府每月15日會發表物價指數,意思就是物價漲了多少倍,實際的交易結算和發工資等,都要乘這個指數。這個指數特別大,甚至千倍都不止,所以錢根本不頂錢。有人前一天還用了國民黨的法幣買東西,第二天想去買油條卻誰也不要。那一天是誰也沒商量,西安全部實行銀元、銅元,國民黨的票子沒人要。沒銀元怎么辦?只好拿紙幣到鹽店街去買銀元,然后再去買東西。”
“工人當家做主了,大家紛紛鼓掌”
劉秀珍,1932年8月生,1947年到大華紗廠上班。西安解放時,17歲的她在大華紗廠當搖紗工,參加了當時的護廠運動。5月11日,她講述了70年前的情景。
“解放的前一天,我上的是夜班,下班時已是第二天早上。當時看到廠門口有好多工人,連墻頭、門上都是工人,不讓國民黨反動派搞破壞的人進廠。壞人沒辦法,把大門炸了個窟窿進來,然后跑到發電廠把鍋爐房炸了。那時,工人們住的宿舍是平房,發電廠爆炸以后,房頂上泥疙瘩唰唰往下掉。這一炸,全廠都停工了,人一下子就亂了,好多人從食堂、從女工房的墻上掏窟窿往外跑。”
“當時廠里有個女工對我們說,你們晚上就在女工房里值班,不要出去,要是讓喊口令的話,你們就說‘工’。我猜測她應該是共產黨員。”劉秀珍說,“那一天我們沒出去,下午來了4個解放軍在大禮堂里給我們講話,說以后工人就當家做主了,大家都很高興,紛紛鼓掌。那會兒資本家已經提前兩三天跑到重慶去了,廠里沒有廠長,全是工人。沒有幾天,工作隊進廠,軍代表來接管廠子。領導讓大家來義務勞動,把發電廠先修好,我也跑去搬磚。”
“過了幾天,給每人發了一匹布、一塊錢。停產的一個月,還保障著大家的生活。后來,兩個廠長也從重慶接回來了。大家懂政策以后感覺很好,以前是給資本家干活,現在是給自己干活。” 本版稿件由華商報記者 馬虎振 實習生 韓笑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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