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研究綜述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遺存研究史詳細的梳理，討論了目前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對如何推動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研究的深入提出了意見。

1929年，蘇聯考古學家C.A.捷普勞霍夫根據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阿欽斯克州附近安德羅諾沃村旁的墓地命名了安德羅諾沃文化。此后在十分廣泛的地域內發現了大量類似的遺存，學者們逐漸發現米努辛斯克盆地僅僅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分布的東北邊緣，而在如此大的分布范圍內各個遺存也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已經很難用一個單一的考古學文化所涵蓋，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更大的概念，有人使用的是complex和Entity，也有人使用Community這一概念，即文化共同體或文化區。

新疆地區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的重要分布區，近些年來的考古工作積累了大批與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相關的考古材料，相關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這些成果對于歐亞草原青銅時代考古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已有的研究包括哪些成果？目前的研究存在什么不足？如何進一步推動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研究的深入？這些問題的回答都需要對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遺存的研究史進行詳細的梳理，而這正是本文將要嘗試討論的重點。

一

國外學者對境外草原地區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都十分關注，庫茲米娜、切爾內赫、吉謝列夫、格里亞茲諾夫等很多學者都對其進行過專門研究。其中以俄羅斯學者庫茲米娜對安德羅諾沃文化的研究最為全面，在其所著的《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書中對當時已公布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材料進行了全面梳理，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結論。但遺憾的是，大多數國外學者的研究或未將新疆地區納入其中，或一帶而過，未能突出新疆地區的重要性，僅有庫茲米娜曾專門討論安德羅諾沃人群與中國新疆以及中原地區的關系。不過與其他歐美學者一樣，她認為殷墟的冶金、輕便馬車和馬的馴養都是比較成熟的狀態，其原始狀態來源于草原地區，伴隨著安德羅諾沃人群的擴張和遷徙這些東西傳入中原地區，而中國北方地區人群則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時她還強調新疆與草原的聯系在青銅時代就已經建立，安德羅諾沃人群也是這種聯系的主導者。她認為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遺存的發現體現了三種不同形式，即物品交換或貿易、冶金工匠移動和人群的遷徙，聯系最活躍時期發生在公元前13～前9世紀。但由于作者對新疆地區的相關資料（尤其是近些年發表的資料）缺乏深入的了解，未能做出更為詳細的分析。

國內學者對新疆安德羅諾沃遺存關注得較早，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安德羅諾沃文化青銅器的分析。1985年，王炳華就提出采集于鞏留縣阿尕爾森鄉的12件青銅器與境外的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并認為這些青銅器與古墓溝墓地年代相近；王博和李肖等分別在1987年和1995年對新疆出土的銅器和環準噶爾盆地出土的青銅器進行了類型劃分，在各自的分析中他們都識別出了許多屬于安德羅諾沃文化的銅器；1998年，彭柯將發現于阿尕爾森的青銅器與發現于吉爾吉斯斯坦沙馬什窖藏的青銅器進行了比較分析，將前者年代斷代為公元前2千紀后半段； 2014年，李溯源對發現于伊犁河谷地的大量青銅器進行了分類整理，提出了“阿尕爾森類型”銅器，認為這些銅器屬于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年代大體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之間。

以上的研究都主要是從征集和一些零散發現的銅器出發，辨識出了許多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的銅器，并通過對比分析將這些銅器歸入安德羅諾沃文化范疇或認為受到了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影響。

1999年，梅建軍等在Antiquity上發表了一篇非常有影響力的文章《公元前2千紀安德羅諾沃文化在新疆的影響》，該文明確提出了在公元前2千紀后半段安德羅諾沃文化在新疆的擴張和影響，并認為在伊犁和塔城采集到的一些青銅器是安德羅諾沃文化東向擴張的結果，新疆東部地區一些青銅器是安德羅諾沃文化由新疆西北部向東部傳播的結果，同時文章中還提出了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這篇文章不僅讓更多的國外學者開始關注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而且為該類遺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在2000年之后，隨著一些相關墓地和遺址資料的發掘和發表，出現一批討論新疆安德羅諾沃遺存文化特征、分期和年代、分區以及對外聯系的研究成果。

在2009年，筆者曾專門撰文來討論新疆地區的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遺存。對新疆地區已有的典型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及可能含有安德羅諾沃文化因素的相關遺存進行辨析，并結合境外材料，將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分為兩期，并闡述了安德羅諾沃文化在新疆地區的擴展過程以及文化傳播的三條途徑，文章中提出公元前2千紀后段，境外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擴張到了新疆的西部地區，而新疆西部地區的安德羅諾沃系統遺存與境外的七河類型文化特征最為相近。后來筆者依據喇叭形耳環的演變規律，并結合米努辛斯克盆地的碳十四數據結果將安德羅諾沃文化繁榮期的絕對年代定為公元前1800～前1400年，衰落期為公元前1400～前800年。

2011年，譚玉華將下坂地墓地與七河地區的庫勒薩依類型遺存做了比較，發現二者在墓葬結構、葬俗、隨葬陶器等方面存在著共性，進而認為下坂地Ⅱ號墓地青銅時代墓葬與塔扎巴格雅布變體間的關系不大，其年代應同庫勒薩依類型遺址。

2012年，郭物概述了新疆境內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與境外相關遺存的關系，進而通過對小河墓地和古墓溝墓地草編簍紋飾與哈薩克斯坦的彼得羅夫卡類型和費德羅沃類型的陶器紋飾作了比對，提出公元前17～前15世紀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已經對塔里木盆地腹地產生了影響。

2012年，吳勇將下坂地墓地青銅時代墓葬與七河類型的相關遺存進行比較，認為那些墓葬應該是在安德羅諾沃文化影響下而產生的一種地方文化類型，進而提出了“下坂地類型” 。

2014年，阮秋榮將新疆境內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分布區劃分為準噶爾盆地周緣區、伊犁河谷區和帕米爾高原區，認為以上三區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之間并不存在傳播關系，而是各有其源流。他還注意到其中伊犁河谷區的闊克蘇西2號墓群和湯巴勒薩伊墓地表現出了明顯的自身特征，可被劃為“湯巴勒薩伊類型”。

2017年，叢德新和賈偉明等學者從碳十四測年數據和阿敦喬魯遺址的分析出發，對已有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東進模式提出了挑戰，為新疆地區相關遺存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二

以上是對國內學術界關于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研究成果的梳理，這些成果涉及到多方面內容，但其中以下列問題為主：

1.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的分布和命名

學者們最早關注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都是銅器遺存，因為分布較為零散，因此研究者并未對其分布進行詳細討論，隨著墓地和遺址的大量發現，相關的研究才逐漸開展，目前新疆地區已經發現屬于安德羅諾沃遺存的將近20處，筆者曾認為主要集中分布在喀什的塔什庫爾干地區、伊犁地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塔城地區，在烏魯木齊、阜康和吉木薩爾等地也有零星發現。阮秋榮根據新發現進一步將新疆境內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分布區劃分為準噶爾盆地周緣區、伊犁河谷區和帕米爾高原區。近些年的考古發現表明，新疆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的重要分布區，分布范圍廣，遺址和墓地遺存相對集中，整體呈現從西向東分布的態勢。大部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都分布在新疆西部地區，西部天山區是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分布最為集中的區域，近年來伊犁地區的吉仁臺遺址、溫泉的阿敦喬魯和呼斯塔等一系列重要遺址的發掘也充分表明了這一點。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石河子十戶窯墓地和吉木薩爾縣的白楊河古墓群也都發現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的墓地遺存，說明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沿天山向東分布范圍已經到達了中部天山地區，不過這很可能是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分布的東界，因為這個地區同時還存在著來自東方傳統的彩陶文化因素，可能正是東方文化人群的西漸阻止了安德羅諾沃文化人群繼續向東擴張。

對于新疆發現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如何命名問題一直困擾著研究者們。一方面這些遺存存在許多共性，例如墓地大都火葬與土葬共存，土葬墓流行側身屈肢葬，陶器都是平底缸形器系統，隨葬種類和形制相似的銅飾件等；但另一方面不同區域遺址和墓地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如房屋形制和墓葬形制并不一致，至少存在著豎穴土坑墓、豎穴石棺墓、豎穴石室墓、偏洞室墓等多種形制。絕大多數學者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在概念使用上都比較謹慎。很顯然安德羅諾沃不是一個單一的考古學文化，學術界這一點基本上都達成了共識，安德羅諾沃時代、安德羅諾沃共同體、安德羅諾沃文化聯合體都是在描述此類遺存時所提到的概念。目前雖然已有學者提出了“下坂地類型”和“湯巴勒薩伊類型”的命名，但大多數研究者仍未完全摒棄安德羅諾沃這個概念。

筆者認為在目前的研究現狀下這是一種比較合適的做法，因為它們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聯系，正如庫茲米娜女士所提出的，之所以要將這些存在差別的文化遺存歸為同一區或者一個系統內，是“因為這些遺存的文化特征能與其他遺存明顯的區分開，而他們所組成的這一文化聯盟是緊密相連的文化動態系統，是在特定的區域內組成的持續不斷的鏈或網絡”。安德羅諾沃文化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國際學術問題，在新疆地區保留“安德羅諾沃”這一概念也有利于與國際接軌，一方面可以讓國外相關學者更清晰地了解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遺存，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強新疆與境外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關系研究的開展。還有一個客觀原因，雖然新疆地區目前已經發表數量較多的安德羅諾沃遺存遺址和墓地，但各遺址間和墓地之間的關系研究并不深入，目前也僅提出了“下坂地類型”和“湯巴勒薩伊類型”兩個命名，其他遺存如何分類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因此，目前比較可行的做法就是在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下根據區域特征的差異開展進一步的分類，將新疆發現的安德羅諾沃遺存分別納入不同的類型中，并在此基礎上討論各類型的來源以及相互關系。當然或許將來的某一天，學術界可以完全摒棄安德羅諾沃這一概念，但筆者以為那時至少應該是已經完全明確了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各類遺存的文化內涵、區域特征以及來源等一系列問題。

2.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的分期和年代

國內研究者對于新疆安德羅諾沃遺存年代的判定往往受到了國外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年代的研究結果的影響，例如，梅建軍認為安德羅諾沃文化在新疆的擴張和影響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千紀下半段；譚玉華通過與庫勒薩依類型對比將下坂地墓地年代推定在公元前1400～前1000年間；筆者也曾依據俄羅斯傳統考古學的觀點將新疆安德羅諾沃遺存年代分為公元前15～前13世紀和公元前13/12 ～前9 世紀兩期，后依據米努辛斯克碳十四年代序列將年代范圍修訂為公元前1800年～前1400年和公元前1400～前800年；還有阮秋榮最早對湯巴勒薩伊和庫克蘇河西2號墓地年代推定在公元前13世紀，吳勇將下坂地墓地年代推定在距今3500～3300之間等等，這些研究也都參考了境外安德羅諾沃遺存年代的研究成果。

遺憾的是這種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一方面境外草原地區與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而且境外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本身也非常復雜；另一方面隨著碳十四測年數據大量公布，歐亞草原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年代范圍也會發生變化。例如，上世紀大多數俄羅斯學者根據與周鄰地區文化的比較并結合早期的碳十四數據而得出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三個階段的年代范圍分別為：公元前 18/17～前 16 世 紀、公元前15～前13世紀、公元前13/12～前9世紀。而后來以切爾內赫 （E.N.Chernykh）為代表的大部分學者依據新公布的碳十四數據將三個階段的年代范圍修改為：公元前 22 ～前 18/17 世紀、公元前 20～前 15 世紀、公元前 2 千紀后半段。然而大量的碳十四數據中也存在很多矛盾之處，就連切爾內赫也不得不承認“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的幾個考古學文化的年代數據分布狀況要糟糕得多。與木槨墓文化相比，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的碳十四年代要更加模糊”。

因此，參照境外安德羅諾沃年代的研究成果只能是權宜之計，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還需建立自己的年代序列，這樣不僅能夠完善新疆地區青銅時代文化的時空框架，同時也可以為歐亞草原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年代判定提供重要的參考。值得慶幸的是，新疆地區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的遺址和墓地已經測得了許多經過校正的碳十四數據，這些碳十四年代數據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900～前1000年之間，從目前的情況看，這個年代范圍也基本代表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文化遺存的年代范圍。

雖然年代范圍大致可以確定，但是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的分期問題仍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相關的研究成果較少。筆者曾參照七河地區的發現討論過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的分期，認為新疆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可以分為早晚兩期，分別相當于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而選擇的分期標準主要考慮的是陶器的紋飾，據此認為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大都屬于晚期。從新發現的資料看，這個大的階段劃分似乎還可以成立，但具體分期結果存在著明顯問題。因為雖然陶器存在裝飾幾何紋到素面的發展趨勢，但與境外地區相比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中陶器器表裝飾非常貧乏，很多陶器都為素面，因此這個標準所能涵蓋的范圍有限。另外筆者認為新疆絕大部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都屬于晚期的觀點也需要修正，從目前的碳十四數據看，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早期和晚期遺存都十分發達。當然也有人提出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陶器可能是從折肩向鼓腹發展，這可能是一個好的思路，但并未見到進一步的分析成果。

由于發掘資料相對零散，遺址中缺乏可利用的地層關系，而且遺址出土陶器與墓葬陶器缺乏直接的對比聯系，因此直到現在尚未見到較為理想的分期結果。這種現狀也嚴重制約了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研究的深入。因此，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的分期問題是今后應該重點關注的問題。或許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第一，陶器和銅器的類型學研究。器物類型學分析仍然是文化分期的重要基礎，這一方面仍需要加強；第二，墓葬形制的變化。通過對墓葬埋葬特征的細致分析來辨識具體的區域性特征和時代性特征；第三，遺址和墓地的碳十四測年數據。碳十四測年雖然有一定的問題，但大量系統的測年數據會對文化分期提供巨大的幫助；第四，參照鄰近境外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的分期結果。這個工作很多學者一直在做，但已有的境外草原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分期標準和結論等問題存在一定的爭議，因此需要國內學者加強對國外相關資料的了解和利用，而不是簡單的引用國外學者的結論。在綜合上述各方面內容的基礎上，尋找具體的分期標準，由小及大，最終確立合理的分期。但從當前的考古材料看，這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因為大多數遺址的出土材料并不理想，缺乏可對比陶器，因此還需要進一步做更細致和系統的工作。

3.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的來源及其與境外安德羅諾文化的關系

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傳統來自西部境外草原地區，學術界基本上對此沒有異議。但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具體與哪些境外遺存存在直接的聯系？它們又是如何發生聯系的？這兩個問題也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大都涉及到與境外地區遺存的對比。上世紀末就有學者將阿尕爾森的青銅器與吉爾吉斯斯坦沙馬什窖藏的青銅器聯系起來，筆者曾認為與新疆安德羅諾沃遺存關系最為密切的是分布于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七河類型，譚玉華和吳勇等學者也都強調了下坂地墓地與七河地區相關遺存的重要聯系。因為從地域上看七河地區與新疆伊犁地區同屬于一個大的地理單元，而且兩地安德羅諾沃遺存文化特征確實存在很大的一致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只與七河地區聯系密切。筆者曾設想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向新疆地區擴張的路線可能存在著三條：第一條是從七河地區經伊犁河谷這一天然通道進入伊犁地區；第二條是從東哈薩克斯坦地區進入塔城等地區；第三條是通過費爾干納盆地和帕米爾高原到達了塔什庫爾干地區。阮秋榮也認為準噶爾盆地周緣區、伊犁河谷區和帕米爾高原區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之間并不存在傳播關系，而是各有其源流。實際上新疆境內的安德羅諾沃遺存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是這種差異出現的原因目前還不清楚，是來源不同還是不同環境下自身發展而出現的區域特征？這也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境外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是如何擴張到新疆地區的？從現有的資料看，很難用文化影響來解釋，其背后必然存在著大規模的人群遷徙。人群遷徙是個復雜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環境、社會和經濟因素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與之相伴的是殖民、同化和融合等不同的擴張方式，而且還存在著從發達經濟文化類型向欠發達地區的遷徙、同一經濟文化類型內的遷徙、從落后的經濟文化類型向發達經濟文化類型的遷徙等不同的情況。根據庫茲米娜的研究，安德羅諾沃人群在中亞南部和印度西北部地區就采取了不同的擴張方式。

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屬于哪種情況呢？尚未有成果涉及到這方面的研究，這存在一定的客觀原因。因為在新疆西部地區早于安德羅諾沃文化的遺存非常少見，雖然近來伊犁地區也發現了更早的阿凡納謝沃文化的墓葬，但是阿凡納謝沃文化和安德羅諾沃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環，我們并不清楚當境外安德羅諾文化擴張到新疆西部時，新疆西部地區是否存在土著文化？如果存在，是什么樣的土著文化？在弄清楚這些問題之前，可能還無法明確境外安德羅諾文化向新疆擴張的方式。

三

從上面的分析看，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但仍然存在很多可以深入討論的問題。既有已有成果涉及但仍存在爭議或需要進一步明晰的問題，還有一些研究尚未開展或處于起步階段。由于境外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的研究成果存在較大的爭議，而且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遺存存在著一定區域性特征，所以將二者直接對比研究困難很大，目前的工作還應該是在扎實的調查和發掘資料基礎上來構建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遺存的年代序列和理清各類遺存之間的關系，這也可能是目前較為緊迫的任務。這個任務一方面需要更多基礎資料的發表，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更加系統的研究。不僅僅從器物的對比分析出發，還要將出土器物與墓葬結構、遺址環境和遺址種類等諸多因素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比較。

目前尚未開展或處于起步階段的研究問題包括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的經濟形態、聚落形態和分布、社會結構、意識形態以及人群族屬等。雖然目前由于考古材料缺乏或其他客觀原因所限，還無法完全搞清楚這些問題，但一些相關考古工作已經逐漸開展起來，近些年吉仁臺溝口、阿敦喬魯和呼斯塔等遺址的調查和發掘以及博爾塔拉河流域調查項目的開展，使得新疆安德羅諾沃聚落考古工作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越來越多遺址和墓地的發掘也為其他一些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

以經濟形態問題為例。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墓葬和遺址中出土了許多與經濟形態相關的遺存，這些遺存既包括遺址和墓葬中的動物骨骼，還包括一些生產工具。已有的研究表明，安德羅諾沃文化的經濟是以農業和畜牧業混合經濟為基礎的，但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其經濟成分的比重不同。新疆的考古發現也證實了這種農牧混合經濟的存在，但需要進一步明確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不同遺址中農業和畜牧業的經濟成分的比重以及不同地區經濟形態的差異。據統計，根據中亞草原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址中出土動物遺存所復原畜群的構成比例，牛數量最多，其次是羊和馬，還有少量的有狗和雙峰駱駝。但從新疆地區喀拉蘇、窮科克、阿賽尤溝口、下坂地、湯巴勒薩伊和烏圖蘭等遺址和墓地出土的動物骨骼鑒定結果看，主要動物種類為羊和馬，其中羊的比重最高，尤其是山羊。這是一種環境適應還是出于其他原因則需要進一步的思考。因此，雖然都屬于廣義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但新疆地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今后也應對這種特殊性予以足夠的重視。

當然很多問題僅僅依靠傳統考古學是很難解決的，必須要借助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其中體質人類學、人骨DNA研究成果就非常重要。但遺憾的是，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相關研究非常缺乏，目前僅下坂地人骨進行過體質人類學和人骨DNA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下坂地人群體質特征與黑海北岸的人群較為接近，在遺傳結構上更接近歐亞大陸西部人群，該人群遷離其祖先人群的時間為距今4500年左右。雖然已有的成果較少，但這些研究對于探討新疆與境外地區以及新疆各地安德羅諾沃人群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都至關重要，因此，相關人骨材料的積累和研究也是將來工作的一個重要方向。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人骨材料已經有一定的積累，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相關研究成果發表，相信這會對新疆西部青銅時代文化和人群關系的深入討論提供巨大幫助。

另外，其他一些問題解答也需要更多學科的佐證，如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中火葬和土葬人群之間的關系是人群信仰的差異，還是不同身份等級差別或是死亡方式的區別？這個問題就需要借助民族學和宗教學等學科的幫助。再有，雖然中亞地區的“雅利安化”非常復雜，多數學者同意歐亞草原的安德羅諾沃文化（至少主體部分）與印度—伊朗人相聯系，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但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和印度—伊朗人之間有何聯系？這也是一個與我國新疆地區密切相關的重要國際學術問題，更需要綜合多學科的研究成果。

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是歐亞草原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該類遺存的深入討論對史前絲綢之路的形成和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等問題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經過多年的發掘和研究，新疆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問題也很突出。我們對研究史的總結和梳理表明，有一些問題是急需解決也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的，而另外一些問題則需要長期的材料積累和方法改進才有可能深入探討，將來可以做和需要做的工作都很多，這是致力于新疆考古的學者們共同的挑戰。新疆考古已經進入了黃金時代，希望有更多的學者關注這個領域，也期待著這些問題被一一解答。

（本文電子版由《西域研究》編輯部提供　作者：邵會秋　張文珊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原文刊于《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責編：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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